金刘祁《归潜志》卷十三始言：“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明曹安《谰言长语》卷上亦曰：“汉文、唐诗、宋性理、元词曲。”七子祖唐祧宋，厥词尤放。如《李空同集》卷四十八《方山精舍记》曰：“宋无诗，唐无赋，汉无骚。”《何大复集》卷三十八《杂言》曰：“经亡而骚作，骚亡而赋作，赋亡而诗作。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胡元瑞《诗薮》内编卷一曰：“宋人词胜而诗亡矣，元人曲胜而词亦亡矣”；又曰：“西京下无文矣，东京后无诗矣”；又曰： “骚盛於楚，衰於汉，而亡于魏；赋盛於汉，衰於魏，而亡于唐。”卷二曰：“五言亡于齐梁。”即不为七子流风所鼓者，亦持此论。如郎仁宝《七修类稿》卷二十六曰： “常言唐诗、晋字、汉文章。此特举其大略。究而言之，文章与时高下，后代自不及前。汉岂能及先秦耶。晋室能草书，至如篆隸，较之秦汉，古意远不及也。唐诗较之晋魏古选之雅，又不可得矣。至若宋之理学，真历代之不及。若止三事论之，则宋之南词，元之北乐府，亦足配言耳。”陈眉公《太平清话》卷一曰：“先秦两汉诗文具备，晋人清谈书法，六朝人四六，唐人诗小说，宋人诗余，元人画与南北剧，皆自独立一代。”王损斋《郁冈斋笔尘》卷四曰：“唐之歌失而后有小词；则宋之小词，宋之真诗也。小词之歌失而后有曲；则元之曲，元之真诗也。若夫宋元之诗，吾不谓之诗矣；非为其不唐也，为其不可歌也。”陈士业《寒夜录》卷上记卓珂月曰： “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掛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铰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尤西堂《艮斋杂说》卷三曰：“或谓楚骚、汉赋、晋字、唐诗、宋词、元曲，此后又何加焉。余笑曰：只有明朝烂时文耳。”然李空同为是说时，王文禄《文脉》卷二已条驳之。夫文体递变，非必如物体之有新陈代谢，后继则须前仆。譬之六朝俪体大行，取散体而代之，至唐则古文复盛，大手笔多舍骈取散。然俪体曾未中绝，一线绵延，虽极衰於明，参观沈德符《野获编》钱枋分类本卷十《四六》条。而忽盛於清；骈散并峙，各放光明，阳湖、扬州文家，至有倡奇偶错综者。几见彼作则此亡耶。复如明人八股，句法本之骈文，作意胎於戏曲，【附说四】岂得遂云制义作而四六院本乃失传耶。诗词蛻化，何独不然。诗至於香山之铺张排比，词亦可谓尽矣，而理堂作许语，岂知音哉。即以含蓄不尽论诗，理堂未覩宋之姜白石《诗说》耶。亦未闻王渔洋、朱竹垞、全谢山之推白石诗为参活句、有唐音耶。按谢山语见《鲒琦亭文集》外编卷二十六《春凫集序》，许增《榆园丛刻·白石道人诗词》评论末收。《白石诗说》独以含蓄许黄涪翁，以为“清庙之瑟，一唱三叹”，其故可深长思也。“诗亡”之叹，几无代无之。理堂盛推唐诗，而盛唐之李太白《古风》第一首即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正声何微芒，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我志在删述，垂晖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於获麟。”盖亦深慨风雅沦夷，不甘以诗人自了，而欲修史配经，全篇本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立意。岂识文章未坠，英绝领袖，初匪异人任乎。每见有人叹诗道之穷，伤己生之晚，以自解不能作诗之嘲。此譬之败军之将，必曰：“非战之罪”，归咎於天；然亦有曰“人定可以胜天”者矣。亡国之君，必曰“文武之道，及身而尽”；然亦有曰“不有所废，君何以兴”者矣。若而人者，果生唐代，信能掎裳联襼，传觞授简，敦槃之会，定霸文盟哉。恐只是少陵所谓“尔曹”，昌黎所谓“群儿”而已。而当其致慨 “诗亡”之时，并世或且有秉才雄骜者，勃尔复起，如锺记室所谓“踵武前王，文章中兴”者，未可知也。谈艺者每蹈理堂覆辙，先事武断；口沫未干，笑齿巳冷。愚比杞忧，事堪殷鉴。理堂执著“诗余”二字，望文生义。不知“诗余”之名，可作两说：所余唯此，外别无诗，一说也；自有诗在，羨余为此，又一说也。
【补订】况夔笙《蕙风词话》卷一云：“诗余之余，作赢余之余解。词之情文节奏，并皆有余於诗。世俗之说若以词为诗之剩义，则误解此余字矣。”倚声家自张门面，善于强词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