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林》谓：绝学孤诣，性灵独至；又谓：考据之体而妄援著作之义；又谓：“文词犹三军，志识其将帅。文词犹品物，志识其工师。文词犹金石，志识其鑪锤。文词犹财货，志识其良贾。”《答客问》谓：独断高出于比次。《立言有本》篇谓：汪容甫有聪明而无识力，散於万殊，而未能定于一贯。《与周永清论文书》谓：功力可假，性灵必不可假。《为梁少傅撰杜书山时文序》谓：理出于识，学以练识。《答沈枫墀论学》谓：考订、词章、义理即才、学、识，亦即记性、作性、悟性。诸如此类，与随园议论不谋自合。《小仓山房文集·史学例议序》云：“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参观《随园随笔》卷二十四《古有史无经》条，所引刘道原语，见道原《通鉴外纪自序》。则《文史通义》“六经皆史”之说也。【附说二十】又《小仓山房文集·释名》云：“名非圣人意也，《书》《诗》之作，咏歌纪载，盖以传圣人之名，而非以自为其名也。故《尧典》、《禹贡》、《关雎》、《葛覃》，皆不著作者姓名；作《论语》者，卒无姓氏。”则《文史通义·言公》之旨也。【附说二十一】《随园诗话》卷三云：“诗称家数，犹官称衙门。衙门自以总督为大，典史为小；然以总督衙门之担水夫，比典史衙门之典史，则典史虽小，尚属朝廷命官，担水夫衙门虽尊，与他无涉。今之学杜韩不成，而矜矜然自以为大家者，不过总督衙门之担水夫耳。”又卷五云：“抱韩杜以凌人，权门讬足。”《小仓山房尺牍》卷五《与罗甥》云：“摹韩学杜，自负大家，则又如赵文华夸在太师门下，举以傲人。而不知他人之门面，不足以为自己之牌坊也。”而《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云：“王公之仆圉，未必贵於士大夫之亲介也。而是仆圉也，出入朱门甲第，诩然负异，而骄士大夫曰：吾门大。学问不求自得，而矜所讬以为高，王公仆圉之类也。”立喻一何相似。
【补订】《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五《题宋人诗话》又云：“附会杜与韩，琐屑为夸张。有如倚权门，凌铄众老苍。”此喻夙见而亦屡见。黄棃州《南雷文案》卷二《李杲堂文钞序》斥自称由何李以溯秦汉及由归唐以入欧曾者云：“此如奴仆掛名於高门巨室之尺籍，其钱刀阡陌之数、府藏筐箧所在，一切不曾经目，但虚张其喜怒，以恫喝夫田驺纤子。高门巨室顾未尝知有此奴仆也。”焦理堂《家训》卷上：“释经不能自出性灵，如投入富贵有势力家为奴，假势凌人。”乐莲裳《青芝山馆诗集》卷二十《论诗和覃谿先生》：“称诗讬大家，有似侯门隸。主尊身则卑，趋走借余势。”皆讥切作诗文者也。谈艺者亦有“讬大家”、“倚权门”之习，侈论屈原、杜甫或莎士比亚、歌德等，卖声买誉，了无真见，以钜子之“门面”，为渺躬之“牌坊”焉。
若二家论汉赋意见，则前已为沟通矣。盖并生乾嘉朴学大盛之日，而皆特立独行，未甘比附风会，为当世之显学；所学不同，而所不学同，宜其响应於不自觉。随园主性灵为诗，而曰：“识力最难”；《诗话》卷三《作史三长》条。实斋主识力为学，而曰：“性灵独至。”《说林》。一以为无性灵而持模拟堆砌，参观《诗话》卷十三引严冬友论“空语”，又《文史通义·诗话》篇论“学问之有考据，犹诗文之有事实”。不足为诗；一以为无识力而持记诵才辩，不足为学。皆欲以内持外，寓实於虚，老子所谓：“无之以为用”也。实斋之攻随园，固出于头巾气盛，门户见深；后人纷纷作左右袒，亦似於司马谈所言“百虑一致”，刘子玄所谓“貌异心同”，概乎未有知也。
【附说二十】按“六经皆史”之说，刘道原《通鉴外纪序》实未了了。王伯厚《困学纪闻》卷八始引《文中子·王道》篇、陆鲁望《复友生论文书》载其说，未下断语；卷十二亦引刘道原此数语。王阳明《传习录》卷一、王元美《艺苑卮言》卷一、 “天地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胡元瑞《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夏商以前，经即史也。周秦之际，子即集也。”按实斋《易教》《文集》两篇议论，四语囊括。同卷称郑渔仲《校雠略》皆前人未发；复屡引渔仲《通志》，又与实斋有同嗜。卷十三云：“才学识三长，未足尽史；有公心，有直笔。”实斋《史德》《文德》两篇指归，已为抉发。不知实斋曾读元瑞书否。文芸阁《纯常子枝语》卷二十六疑实斋《校讐通义》有袭祁承朴《书目略例》而讳之者。窃谓实斋记诵简陋，李爱伯、萧敬孚、李审言、章太炎等皆曾纠其疏阙；然世人每有甘居寡学，以博精识创见之名者，阳为与古人梦中闇合，实则古人之白昼现形，此亦仲长统“学士第二姦”之变相也。实斋知博学不能与东原、容甫辈比，遂沾沾焉以识力自命，或有怵人先我，掩蔽隐饰。姑存疑以俟考定。顾亭林《日知录》卷三“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六经皆然。”皆先言之。而阳明之说最为明切。略谓：“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庖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即三代史，五经亦即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存其迹以示法”云云。“《春秋》亦经”，闇合董子《春秋繁露》之绪；“五经亦史”，明开实斋《易教》上之说。阳明极称《文中子》，《传习录》卷上推为“贤儒拟经之作，圣人复起，不可复易。”按《中说·王道》篇云：“圣人述史三焉。其述《书》也，帝王之制备，故索焉而皆获。其述《诗》也，兴衰之由显，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当。”阳明“五经亦史”之说，殆有所承，而与程、朱之论，则如炭投冰。《程氏遗书》卷二上云：“《诗》《书》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诗》《书》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疾。”《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云：“或问《左传》疑义。曰：公不求之六经《语》《孟》之中，而用功於《左传》；《左传》纵有道理，能几何。吕伯恭爱与学者说《左传》，尝戒之曰：《语》《孟》六经多少道理不说，恰限说这个；纵那上有些零碎道理，济得甚事。”《语类》卷一百十六训渊、卷一百十八斥郑子上、卷一百二十答器远等均申此意。盖以经与史界判鸿沟也。程子亦以史为存迹示法，而异于阳明者：存迹示法，法非即迹，记事著道，事非即道。阳明之意若谓：经史所载虽异，而作用归于训戒，故是一是二。说殊浅陋。且存迹示法云云，祇说得事即道，史可作经看；未说明经亦是史，道亦即事，示法者亦祇存迹也。尝试言之。道乃百世常新之经，事为一时已陈之迹。《庄子·天运》篇记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天道》篇记，桓公读圣人之书，论扁谓书乃古人糟粕，道之精微，不可得传。《三国志·荀彧传》注引何劭为《苟粲传》，记粲谓：“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粃”云云。是则以六经为存迹之书，乃道家之常言。六经皆史之旨，实肇端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