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正】十七世纪意大利科学家（Francesco Redi）曰：“吾常谓天下与‘好’为仇之大敌，可畏莫过於求‘更好’之一念”。（Io soglío dire che in questo mondonon V’è il maggiore e più terribile nemico del beneche il voler star meglio．）见 L．Russo，Antologia della criticaletteraria，2aed．1958．II．388。
【补订】诗文斟酌推敲，恰到好处，不知止而企更好，反致好事坏而前功抛。锦上添花，适成画蛇添足矣。
七〇
卷四：“相传康熙间，京师三前辈主持风雅，士多趋其门。王阮亭多誉，汪钝翁多毁，刘公?持平。方望溪先生以诗投汪，汪斥之。次以诗投王，王亦不誉。乃投刘，刘笑曰：‘人各有性之所近，子以后专作文，不作诗可也。’方以故终身不作诗。”按姚南菁《援鹑堂笔记》卷四十三评望溪《翰林院编修查君墓志铭》，因记曹古溪言：“望溪尝以诗质於他山，他山曰：‘君於此事，便可不烦留意。’”姚姬传《惜抱轩文后集》卷五《刘海峯先生传》亦曰：“方侍郎少时，尝作诗以视海宁查侍郎，查侍郎曰：‘君诗不能佳，徒夺为文力，不如专为文。’方侍郎从之，终身未尝作诗。”桐城乡献，闻见应较随园为切，然初白未官侍郎，姬传岂误欤。望溪《廌青山人诗序》却曰：“童时侍先君子，与钱杜诸先生以诗相唱和，欲窃效焉。先君子戒曰：‘是虽小道，非尽心以终世，不能企其成，而耗少壮有用之心力，非躬自薄乎。’遂绝意於诗。”则是望溪服膺庭训，有所不为，非沮於刘查，为而不能。望溪好佔身分，张门面，自言或反不如人言之可信。
【补订】王阮亭《香祖笔记》卷八记康熙初，士人挟诗文游京师，“即谒汪苕文、刘公?及余三人。阳羡陈纬云维嶽，其年之弟也。初入都，手写行卷三通，置桌上。友人问所请，曰：吏部刘公、户部汪公、礼部王公也。友人曰：吾为子预卜之；汪必摘其瑕疵而驳之，王必取其警策而扬之，刘则一览掷去，无所可否。已而果然。予闻之，笑谓公?曰：兄此一掷，最不易到。”则子才谓“刘公?持平”者，非也。计甫草东《改亭文集》卷二《汪蛟门诗集序》：“苕文性情急，不能容物，意所不可，虽百贲育不能掩其口也。其所称述，於当世人物之众，不能数人焉。阮亭性和易宽简，好奖引气类。然人以诗文投谒者，必与尽言其得失，不稍宽假。”此可与阮亭自记参印。杭大宗《道古堂文集》卷九《郑筠谷诗钞序》记“望溪为诗，见哂於刘西谷”。
【补正】姚南菁记查夏重谓方望溪诗“不能佳”，劝其无作；鲍倚云谓望溪所撰夏重墓志，“何足以传”夏重。《望溪集》卷一○《翰林院编修查君墓志铭》道及夏重之诗者，祇云：“朋齿中以诗名者皆若为君屈。……及与交久长，见其於时贤中，微若自矜异，然犹以诗人目之。”岂夏重不许望溪能诗，望溪耿耿於怀，遂勿愿称夏重之工诗耶？夫夏重以诗名家，兹乃不正写大书而涉笔旁衬，且先出以疑词曰“若为屈”，则夏重之诗未必果胜“时贤”也，继复语气轻藐，似“诗人”之“目”卑不足道，而夏重亦“微若”不甘自命者。微词曲笔，直是刺讥，岂徒“不足以传”而已。只字勿道夏重规其无作诗事，倘隐衷芥蒂，言之有忸怩欤？然望溪叙事濶略，必有词自解。卷六《与孙以宁书》力辨所撰孙奇逢传中不详其“讲学宗旨”、“平生义侠”、“门墙广大”，以为“此皆末迹”，“事愈详而义愈隘”，且引《史记·留侯世家》语为己张目，谓其“明示后世缀文之士以虚实详略之权度”。文过饰说，似是而非。夫史公云： “留侯所从容与上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专指留侯所“言天下事”中之琐小者，界域甚明。不然，“老父予书”，史公诧其事“可怪”；“图状如好女”，史公叹人不可“貌取”；此等岂“天下之所以存亡”，何以悉“著”不遗哉？作诗之于查夏重，讲学之于孙夏峰，正如“功力”之于留侯，传志中安能草率尔默尔乎？唐人如陈子昂《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只字不道过庭之书，《祭率府孙录事文》则称其“墨妙”。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铭》只字不道太白之诗，李邕《故云麾右武卫大将军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谧曰昭公李府君神道碑》只字不道思训之画，李商隐《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墓碑铭》只字不道居易之诗。相形之下，望溪《编修查君墓志》已非含毫邈然矣。此类碑志，庶足资望溪援例解嘲，然望溪未必知，即知又或不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