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订】赵瓯北《陔余丛考》卷十一《新唐书文笔》条，讥景文：“不欲以四六入文，则但摘其大意可矣。乃竟改作全篇散文，首尾完善，一似繙译。私智自用。”亦未引景文《笔记》。卷上此则有曰：“余修《唐书》，未尝得唐人一诏一令可载於传者。唯舍对偶之文，近高古，乃可著於篇”；盖景文且以谨严自负也。
余按《史通·论赞》篇云：“远弃史班，近宗徐庾，饰彼轻薄之句，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於壮夫，服绮纨於高士者矣。”景文之语显出于此，所谓“见前世诸著乃知文章之难”者，此亦一证。且集中如《对太学诸生文》，全仿退之《进学解》，不上法《文选》之《解嘲》、《宾戏》，而甘作重儓，舍《选》学唐，的然可据。
【补订】景文《笔记》卷上、卷中极推韩文，次则柳刘。卷中云：“韩退之《送穷文》、《进学解》、《原道》等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景文集·拾遗》卷六《读退之集》：“素瑟朱家[？絃]古韵长，有谁流水辨汤汤。东家学嗜蒲葅味，蹙额三年试敢尝。”
他如《胡文恭集》亦北宋初俪体名家，而外侈内枵，靡而不绮，岂复见《文选》沈思翰藻之妙，较柳开、穆脩辈之古文，鲁卫之政耳。平心而论，安能胜欧、苏、曾、王之散体哉。《旧唐书·武宗本纪》会昌四年、《新唐书·选举志》上皆记李德裕对武宗曰：“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歧，勉彊随计，一举登第。自后家不置《文选》，盖恶其不根艺实。”欧公即斥李论为“偏异”。则是唐人抹摋《文选》，而宋人反不以为然，子才敢斥《会昌一品集》为平弱乎。“起八代之衰”与 “以八代为衰”，二语大相迳庭。盛必有衰，衰则必变，非概八代之盛而谓为衰世。子才《答友人论文第二书》有曰：“盖震於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一语，而不知八代固未尝衰也。文章之道，如夏、殷、周之立法，穷则变，变则通”云云。夫所谓“穷”，非即“衰”乎。如梁陈宫体仿古乐府诸作，陈陈相因，人人相袭，披恒河沙，难见金屑；曹、陶、阮、谢，流风欲沫。亦譬之斥曹唐、胡曾辈为三唐之衰，非并李、杜、王、孟而抹摋也。东坡薄昭明，非薄其所选之文。故《志林》讥昭明不解渊明《闲情赋》，此正推崇魏晋之文章，而恨《文选》之未尽。至《答刘沔书》考李陵《答苏武书》及苏李赠别诗之伪，《书谢瞻诗》、《书文选后》皆力驳五臣而申善注，非留心选学而能若是耶。张戒《岁寒堂诗话》驳东坡，谓“《文选》虽昭明所集，非昭明所作”云云，可谓强作解事。东坡议论本极分明，初未以昭明之选文，与昭明所选文，混为一谈也。以昌黎为“起八代之衰”，唐人早有此意，观《容斋随笔》卷八所辑“唐人论韩文语”一则可证。子才以为始于宋人，亦未确。且八代之衰，八代末之人自知之，而亦尝欲自矫之，子才岂未读裴子野《雕虫论》、李谔《上隋文帝书》、苏绰《大诰》乎。《诗话·补遗》卷二谓： “诗之绝品，调必不拗，国风盛唐是也”；则似乎“清脆可歌”之中晚、宋、元名家，又落下乘矣。进退失据，有如此者。《诗话》卷七讥“阮亭胸中先有晚盛之分，不免耳食”云云，适堪反唇。盖子才立说，每为取快一时，破心夺胆，矫枉过正；英雄欺人，渠亦未必谓安。譬如卷四谓：“今人论诗，动言贵厚贱薄。不知宜厚宜薄，惟以妙为主。以两物论：狐貉贵厚，鲛绢贵薄。以一物论：刀背贵厚，刀锋贵薄。安见厚者定贵，薄者定贱耶。古人之诗，少陵似厚，太白似薄，义山似厚，飞卿似薄，俱为名家”云云。《淮南子·齐俗训》早曰：“玉璞不厌厚，角?不厌薄”，子才口角玲珑，进而就“一物”发策。然诗之厚者，未必妙於薄者，而诗之妙者，必厚於不妙者。如子才所举“名家”，飞卿自下义山一等；子才亦尝自言：“少陵长于言情，太白不能”；卷六。论望溪阮亭，谓“一代正宗，才力自薄”；卷二。论荆公又曰：“诗贵温柔。”卷六。可见贵厚贱薄，渠心亦正同斯理。即就所譬而言，安见诗之非狐貉耶。刀之有背有锋者，固胜于有锋而无背者也。贾谊《新书·连语》记陶朱公论璧“侧厚则价倍”，因曰：“墙薄咫亟坏，缯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毁，酒薄咫亟酸。夫薄而可旷日持久者，殆未有也”云云。诗乃立言不朽之一，正须贾生所谓“旷曰持久”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