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十三岁的宫泽贤治考入了盛冈中学。这时的他热衷于制作植物和昆虫标本，喜欢采集矿石，常漫步于大自然的山野中，大家都叫他“石孩小贤”。特别是岩手山，是宫泽贤治最常攀登的地方，从中所获得的丰富的自然体验，成为他日后创作灵感和素材的重要来源。
中学时代，宫泽贤治大量接触到俄国作家的作品，奠定了文学素养的基础。十五岁时，由于中漆毒，到志户平温泉疗养，开始创作短歌，在国文写作方面崭露头角。
除了热爱文学与大自然外，宫泽贤治也常看佛书与哲学书。美国思想家爱默生的哲学著作让他懂得了人的价值所在；片三正夫的《化学本论》，则对他物质观、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影响。1914年，宫泽贤治读到了岛地大等编的《汉和对照妙法莲华经》，深有感悟，遂转而信奉日莲宗。
1915年4月，不愿意继承家业压榨农民的贤治，以优异成绩考入了盛冈高等农林学校，在此他正式开始文学创作，并首次发行同人志，刊名《杜鹃花》。1918年，宫泽贤治写出了童话处女作《蜘蛛、蛞蝓与狸》。次年，他以研究生的身份，受聘为郡立养蚕讲座所的讲师。
1921年，宫泽贤治因为信奉日莲宗的问题，与信奉净土真宗的父亲发生激烈冲突，再加上对以盘剥农民牟利的家业的反感，遂愤然离家出走，孤身来到东京。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一面在街头勤勉布教，一面在东京大学赤门前的文信社誊写讲义，聊以糊口。日子虽然清苦，很多时候只有水和土豆充饥，但他的童话创作却进入喷发期，作品数量大增。9月，在《爱国女性》杂志发表了童话《过雪原》，领到了5日元的稿费，这是他生前唯一拿过稿费的作品。此外，《鹿舞的起源》《要求特别多的餐厅》《橡子与山猫》《夜鹰之星》等童话名作，以及童谣《银河》、短诗《冬天的素描》等，都创作于这一时期。
当妹妹敏子病危的消息传来后，宫泽贤治从东京回到了故乡。为了守护妹妹，他决定留在当地。同年12月，贤治在稗贯农业学校找到一份教师工作。教学之余，他为学校创作精神歌、啦啦队歌、进行歌等，并让学生上演自己创作的戏剧。
1922年11月，妹妹敏子病重不治，离开了人世。他们兄妹的感情非常好，敏子的芳华早逝，令宫泽贤治深受打击，悲恸欲绝，写下了《松之针》《永诀之朝》《无声恸哭》等诗篇。这一阴影所造成的丧失感，更加深了他对永恒世界的怀想。后来在划时代的经典杰作《银河铁道之夜》里，敏子的身影便隐约显现其中。
在任教四年多的时间里，除去妹妹辞世那段时间外，贤治的业余时间都在写作。除了童话，还创作了一批被称为“心象速写”的口语自由诗。不过，当时由于他的思想、作品、行为都与众不同，所以难以得到支持与理解。他漠视那个时代关于童话的普遍潮流，以自身童话中“超强浓烈的个性”为那个时代的读者所抛弃。1923年，他请弟弟将手稿送到出版社，但出版社拒绝出版。次年，二十八岁的贤治自费出版了童话集《要求特别多的餐厅》和诗集《春与修罗》。可惜他的作品生不逢时，几乎没有任何反响，极少有人问津，尤其是《春与修罗》大量积压。文坛和读者都忽视了这个身在北方边远农村中默默无闻的诗人。但对宫泽贤治来说，这些有什么要紧呢？对一个真正的作家而言，重要的并非外部世界如何看自己，而是自己是否照心中所想，真正地去做了。
1926年，贤治在杂志《月曜》发表《欧佩鲁与白象》《榻榻米童子的故事》《猫咪事务所》等童话。这一年的4月，他辞去收入丰厚的教职，在花卷郊外独居自炊，开垦荒地，开始了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当时日本帝国穷兵黩武，造成农村凋敝萧条，而日莲宗劝人入世，舍身为天下众生之幸福而行事。因此，自幼即目睹乡土农民的悲惨境遇，对劳动人民寄予无限同情，并产生了赎罪感与献身精神，同时还抱持着“农业是国家之基础”思想的贤治，决心创造一个无贫穷且充满艺术美的家园，以无私的奉献为众生真正的幸福而努力。
于是他以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刻苦自立的坚毅性格，扛起锄头，脚踏实地，全身心致力于土壤的改良与农业科学知识的普及，用梦想与汗水一寸一寸地耕耘残破的家园。他手把手教导农民改进水稻栽培方法；为解决稻热病和旱灾四处奔走；时时巡视附近的农村，指导农民提高施肥技术，并建起好几所肥料设计事务所。他不依靠任何组织，未加入任何政党派别，运用科学知识扶贫救灾，与水深火热中的农民同甘苦、共命运。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以慈悲为怀、以苦行为人生使命、以知识为工具，在为民造福的过程中探索人生，实现自身的存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