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数不胜数，”容科萨说，“1/3的电池单元没法用，1/3的工位陷入瘫痪。”他们各自分工，在电池生产线的不同环节工作，从一个工位跑到另一个工位，对所有拖慢生产进度的环节进行故障排除。容科萨说：“如果我们太累了，就去汽车旅馆睡上四个小时，然后再回去干活。”
奥米德·阿夫沙尔是一名大学时辅修诗歌的生物医学工程师，刚刚加入萨姆·特勒的团队，成为马斯克的助手。在洛杉矶长大的他是拎着公文包上小学的，因为他想成为他父亲那样的人——一位出生于伊朗的工程师。他为一家医疗设备制造商做工厂设施搭建方面的工作，做了几年后他加入了特斯拉，很快与马斯克建立了工作关系。他俩说话时都带有轻微的口吃，与他们清晰准确的工程思维形成反差并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他入职的第一天，在特斯拉硅谷总部附近租了一间公寓，而后就被卷入这股量产冲刺的大潮。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他在内华达超级工厂工作，在附近一家汽车旅馆住了下来，每晚20美元。每周7天，他清晨5点起床，与深谙工厂制造的蒂姆·沃特金斯一起喝杯咖啡，在工厂里一直干到晚上10点，然后在睡前再与沃特金斯一起喝杯酒。
有一次，马斯克注意到装配线上有一个工位的节奏跟不上，这个工位上是一个又贵又拖拉的机器人，负责把玻璃纤维条粘到电池包上。机器人的吸盘一直拿不住玻璃纤维条，而且胶水涂得太多。马斯克说：“我意识到当初犯下的第一个错误就是要把这个生产过程自动化，这个事情赖我，是我力主推动了大量的生产环节自动化。”
在尝试调整了许多次都失败以后，马斯克终于问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些玻璃纤维条到底是干什么用的？”他想不出在电池和车底板之间为什么需要玻璃纤维部分。工程团队告诉他，这是降噪团队要求的，目的是减少振动。于是马斯克打电话给降噪团队，得到的回复是，这一规定来自工程团队，目的是减少电池起火带来的风险。马斯克说：“这就像《呆伯特》漫画里画的一样。”于是他命令团队对比有无玻璃纤维条的情况下车内的声音并做记录。他问大家：“你们能分辨出区别吗？”结果答案是否定的。
“干活的第一步就应该是质疑你接到的任务要求。”马斯克说，“因为所有要求或多或少都包含着愚蠢和错误的成分，所以一定要砍掉它们、砍掉它们、砍掉它们。”
这套方法论甚至在细枝末节的环节也能起作用。比如内华达工厂做好电池包以后，会在电池包嵌入车辆的尖头上装一些小塑料帽。当电池包送到弗里蒙特工厂时，塑料帽会被拆下来扔掉。内华达工厂的塑料帽有时不够用了，就会耽搁电池包的运输。马斯克问为什么要放这些塑料帽，员工告诉他这项规定是为了确保电池包的触点不会弯折。他又问：“谁规定的？”大家七嘴八舌地问来问去，最终没人说得出来是谁。马斯克说：“那就删掉这项。”他们照做了，事实证明，此后也从来没出现过触点弯折的问题。
虽然团队精神的确存在于马斯克带领的队伍中，但他待人的态度依然可能是冷漠的、粗暴的。一个周六的晚上10点，有一个机械臂的任务是为电池安装散热管，结果机械臂对不准，耽误了安装进度，他勃然大怒，叫来了年轻的制造工程师盖奇·科芬，科芬原本想着能有机会见到马斯克，还挺兴奋的。他已经在特斯拉工作了两年，之前的11个月里一直带着行李箱上班，每周在工厂工作7天。这是他的第一份全职工作，他也很喜欢这份工作。当他到达现场时，马斯克大声嚷嚷道：“嘿，这机器瞄得不准，是你干的吗？”科芬嗫嚅着问马斯克具体指的是什么：是代码问题、设计问题，还是工具问题？马斯克不停地质问他：“这是不是你做的？！”科芬蒙了，心里很害怕，支支吾吾地想弄清楚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马斯克见他这样更来劲了，他继续对科芬喊叫：“你就是个白痴！滚出去，别再让我看见你！”几分钟后，科芬的项目经理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马斯克已经下令解雇他。他很快就收到了解聘书。“带我的经理在我走后一周也被解雇了，又过了一周他的上司也被解雇了。”科芬说，“至少埃隆还知道他们的名字。”
“埃隆不高兴的时候，就会大发雷霆，经常对新人和基层员工发火。”乔恩·麦克尼尔说，“他对盖奇的态度相当常见，太典型了，他总是这种反应，其实只是因为他找不到一种有效的方法应对他的挫败感。”联合创始人jb.施特劳贝尔比马斯克更温和友善一些，而他也畏惧马斯克的这类行为。“回想起来，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场伟大战役中微不足道的小插曲。”施特劳贝尔说，“但当你身处其中，你才能体会到跟他直接打交道的工作环境真的挺吓人的。他让我们解雇的那些人都是我们这么长时间私交甚好的朋友，开除他们真的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