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年计划期间，出现了某些不平衡。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工人占全苏工人总数的35%到40%，但是这两个部门所获的投资额只占工业总投资的8%。采掘工业的生产率极低，而它所获投资比例竟高达30%，并雇用了全苏联20%的工人，但它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贡献只有7%。
七年计划期间农业领域中的情况更是不堪一提，农业的各个方面都呈下滑趋势。1963年农业生产总量较之1962年还下降了10.7%，甚至还低于1958年。有关畜牧业的统计数字更令人触目惊心。生猪存栏头数从7000万骤减为4100万；这几年期间，牛的存栏头数减少了150万，羊的存栏头数减少了600万。
农业上的倒退其原因根本不是气候造成的。强行废止土地休耕法致使农业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现在数以百万计公顷的耕地已然毫无地力，沦为一片贫瘠不毛之地。西伯利亚地区连种子都极度匮乏，不得不依赖其他地区的支援。1963年，一场生态灾难降临处女地垦区。5月份，飓风卷走了数百万吨沃土，又抛撒在萨彦屹的山脚下。能确切表明那一年耕地损失的有关数字至今尚未公之于世，但是从以下事实中人们可以推测出遭受损失的大致程度：苏联耕地面积自1945年以来持续稳定增长，但在1964年却骤然缩小了600万公顷。
人民当中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早在1962年，赫鲁晓夫的声望就已明显下降。1963年里，这一势头更趋加重。几乎所有阶层的群众都有理由大发牢骚怨天尤人。工人们的不满是由于食品短缺，许多消费品供应不足，价格却在缓慢而且无休无止地上涨。养老金领取者和白领工人的工资收入一成不变，不得不面对着实际收入有所下降的现实唉声叹气。农民由于自留地被公家进一步蚕食，牲畜被政府强行收购，故而大为恼火，怨气冲天。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工人从公有耕地上所获收入的增长速度越来越慢。武装部队军官因削减退休金而深感不安，内务部部队的指挥员则因取消津贴而人心骚动。政府干部被接二连三的“重建重组”活动弄得心烦意乱，党的专职干部对于各级党委成员现在都应遵守党内选举制度大为反感。（赫鲁晓夫还计划把这一原则写入苏联宪法，从而使党政高级干部被迫按照民主程序办事。）把全国各地州级机关划为工业、农业两大部分，在区一级重建党的管理机关，这些做法引起了普遍的逆反心理。身在其位的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对于减少自己的特权待遇愤怒至极。例如，在60年代初，赫鲁晓夫曾对可以使用公家汽车的人数做出严格限制。知识分子和青年人则对近几个月来官方在艺术和思想领域中严厉镇压新潮流的运动大为不满。
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表明，自1964年初开始就有风声要把赫鲁晓夫赶下台。这些风声致使流言蜚语不胫而走，赫鲁晓夫亦有所察觉。有一天他还向波德戈尔内求教了一句：“这么说，你们正在琢磨着罢我的官儿吧？”波德戈尔内立即竭力否认，于是赫鲁晓夫也就没有再挂念此事了。如果他真的猜到有些人正在暗中搞鬼，向他的权力发起挑战，那么他也没有把这看做是什么大不了的威胁。在自己的统治年代，他已经设法剪灭了贝利亚及其一伙的影响，并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这样的人一同赶出了政治局，并且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了朱可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谢皮洛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和基里钦科。对上述衮衮诸公的后任，赫鲁晓夫则向来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并毫不掩饰，他肯定没有把这些人视为对手。对这些人的忠诚，他还深信无疑，一向视其为唯命是从的应声虫。他的建议极少受阻，真可谓一言九鼎。
对于人们情绪上的变化，尤其是党中央委员会内部诸多大员的心态变化，赫鲁晓夫竟然感觉迟钝，对其中的种种可疑之处他都没有察觉，想当年，在1957年的6月中央全会上，正是借助了他们的支持，才确保了自己的胜利。到了1964年最初几个月，对于赫鲁晓夫领导方式及其后果的不满之情，已在那些身为中央委员的多数州委书记、地方经委主席和政府部委领导当中广为扩散开来。
尽管反对的情绪日趋高涨，但是从1962年到1964年春季这段时间里，在国家宣传舆论工具的鼓噪下，对赫鲁晓夫的官方吹捧仍是有增无已。可是，其所带来的影响极不利于赫鲁晓夫。像什么“伟大的列宁主义者”、“捍卫和平的伟大战士”、“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之类的溢美之辞都充斥报端，吹捧什么在赫鲁晓夫领导下工作，党是多么的幸运等陈词滥调也连篇累牍；这一切无非是企图把赫鲁晓夫抬高到尽可受人崇拜的地步。孰不知这一来恰恰导致了他的声望下跌。然而赫鲁晓夫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这股鼓吹个人崇拜的歪风，显然他已视之为天经地义并欣然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