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7月5日，苏中两国共产党代表之间的会谈在莫斯科开始举行，并且在敌对的气氛中举行。中国代表团由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邓小平领队，苏联代表团的团长是负责苏共对外事务的米·安·苏斯洛夫。当会谈开始的时候，苏联报刊全文发表了中国的那份《建议》，同时还发表了题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苏联国内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的另一份文件，逐条批驳了中国人所主张的“总路线”。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会谈并未达成任何协议。与此相反，在中国人的坚持下，会谈在7月20日中止。中国代表团在回到北京时受到盛大的欢迎，毛泽东本人也亲自到机场迎接他的同事。
苏中两党之间关系的恶化自然而然地影响到两国之间其他方面的往来。双方贸易额下降，科学、技术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急剧减少，趋近于无。另外，中苏边境上这样或那样的事件越来越频繁地发生。成群结队的中国牧民故意越过边界，当苏联边境哨兵要他们返回中国时，他们却拒绝回去。在莫斯科签署的部分核禁试条约更是对成见已深的苏中关系雪上加霜。1963年7月31日、8月15日和9月1日，中国领导人连续三次对莫斯科条约发表了吹毛求疵的声明，指责这个条约是“一场大骗局，其用意是愚弄全世界人民”，“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愿望截然相反”，“……中国政府与这样一个卑鄙的阴谋同流合污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政府在一项声明中宣称：
无可反驳的事实表明，苏联政府所执行的政策是：联合战争力量，反对和平力量；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联合各国反对派，反对世界各国人民。
这样一个声明标志着苏中两个共产党的彻底决裂。中国的报刊杂志充满了抨击苏联内政外交的文章。赫鲁晓夫本人则日益成为这些攻击的靶子，中国报刊通常称他是“修正主义头子”，抨击他使苏联同帝国主义狼狈为奸，竭力把苏联从社会主义国家复辟演变成资本主义国家。
第19章党：自身目标和执政活动上的评价
1961年7月30日，苏联全国各大报全文发表了苏共党纲草案以供讨论。几十年来，苏共一直没有明确规定的党纲。作为弥补，党的大政方针一直是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接二连三的决议来确定的。由于国内战争结束后随之而来的新经济政策过渡时期，俄共（布）1919年通过的党纲已不适应新的时代。党的二十二大决定要为党重新拟订一份新的党纲，为完成这项任务专门成立了党纲起草委员会，由赫鲁晓夫本人亲自挂帅。
在此对党纲草案主要内容做详尽的分析并不合适。这份文件列举了党的许多成就，描绘了苏联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远景，提出了若干意识形态方面的建议主张（例如，有关社会主义政党内部的联合行动问题以及民族解放运动问题），这些至今仍然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党纲草案某些条款不切实际的内容，也不能漠然置之。例如，党纲起草者明确规定了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所需要的时间，这样做纯属臆想，毫无道理可言。他们提出的口号是：“现在这一代苏联人民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由此又出现了一种在党纲中奉为神圣的断言，它认定党的目标是“在20年之内”，也就是说，到1980年左右，“将苏联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我至今还记得，1960年夏初，在莫斯科体育馆举行过一次全市理论工作者会议，与会者的业务大都与思想原则的解释和宣传工作有关，我碰巧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长列·弗·伊利切夫在会上作报告，然后请听众提问题。有人询问：“伊利切夫同志，您能告诉我们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要用多长时间吗？”与会者听后哄堂大笑。伊利切夫也笑了。他回答说，重要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不要采取过份简单化的态度。需要多久才能实现共产主义，这一问题谁也不能断定，也许要用40年或50年时间，甚至更长些。而事过仅仅一年，党的纲领却打算把这段建设时间严密精确地规定下来，真是荒诞至极。
为此，党纲中又开列了一系列经济指标，这些指标也是异想天开，不切实际。其前提是，在未来20年时间中，假如美国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仍保持在50年代的水平上，而苏联工业将保持不低于10%的年发展速度，农业年增长率也要大幅度提高，那么届时苏联就会最终追上美国。根据这一计算，到1970年，不仅在国民生产总值而且在人均劳动生产率方面，苏联都将超过美国。照此发展下去，如果不曾提前，那么至迟到1970年，便有可能使所有苏联公民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起来，使每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都转变成为劳动生产率极高、财政收入相当丰厚的企业，并使苏联人民对更舒适住房的需要以及摆脱重体力劳动的愿望得到满足。显然，要在短短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纲领中这些高指标，完全是白日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