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自己请求，几天之后赫鲁晓夫又被解除了基辅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一夜之间赫鲁晓夫已不复为斯大林派驻乌克兰的总督。对于这一撤职决定，赫鲁晓夫只得接受，在随后不久召开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例会上他做了一通既圆滑又尖锐的发言。他声言，自己已认识到所有对他提出的批评意见都非常有益；而且选举“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政府杰出领导成员、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拉·莫·卡冈诺维奇”，毫无疑问将极大地造益于包括人民委员会在内的乌克兰各方面工作。
卡冈诺维奇对自己受任新职也并不怎么喜悦。他总盼着一旦完成了在乌克兰“加强党的工作”的任务之后，便可重返都城；显然他也为自己保留着这一权利。当年他曾一手提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出任要职，此刻又受命来一手干预当年门徒属下的事务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尽力同赫鲁晓夫搞好关系，并且主要通过人民委员会（即这时的乌克兰和其他各地的部长会议）来进行工作；在实践中，他和赫鲁晓夫也有工作分工。赫鲁晓夫仍主持农业生产方面的工作，卡冈诺维奇则负责工交振兴和乌克兰文化工作。尽管两人还难以做到次次意见一致，但总的来说尚属相互融洽之交。联合国以价值两亿多美元的食品、医药、制成品及其他物资施以援助，这笔援助对乌克兰可说是雪中送炭，帮助不小。乌克兰1947年的收成颇丰，还提前完成了下达给自己的生产定额；全年工业生产则猛增了30%。从物质生产上看，乌克兰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观，但从精神领域看，却遭受了一场由卡冈诺维奇发动的浩劫。他秉承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的旨意，一心想要把所有仍然拥护“形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人都一扫而光。雷里斯基自1943年以来一直担任乌克兰作家协会主席，他是诗人、学者，还是党的活动家。大战期间，由于他写下了包括《关于祖国母亲的话》、《锃亮的武器》等作品在内的一部诗集，还荣获了斯大林奖金。此刻他却被揪出来当成了思想迫害的靶子。他不但被褫去作协主席的职位，而且在1947年11月20日《乌克兰真理报》上，还发表文章对他进行了一番攻击：
雷里斯基自加入苏维埃文学家行列以来，写出了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作品。然而近年来，他的创作活动却表明，他又重蹈了自己往日的那种敌视苏维埃文学的民族主义观点的覆辙……在诸如《我是苏维埃大地之子》和《关于祖国母亲的话》这样的作品中，他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而实际上却是在暗中贩卖一种事实上与苏联爱国主义截然冲突的观念。
乌克兰知识界由于这场毫无根据的恶意攻击以及其他许多类似事件而大感震惊。十四年后，在60年代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波德戈尔内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发言指出：
〔卡冈诺维奇〕重用那些不讲原则的佞臣，打击消灭的则是忠于党的干部，迫害恐吓共和国的领导干部。他是个虐待狂，嗜好羞辱知识界的活动家，贬损他们，用逮捕囚禁威胁他们，并且热衷此道乐而不疲。直到现在，不少党政干部回首当年卡冈诺维奇在乌克兰一手遮天的时期，还把它称作共和国的“黑暗年代”呢，这种说法确有其道理。卡冈诺维奇自以为一贯正确，每逢有关共和国头等大事的问题出现时，他都撇开党中央委员会大搞一言堂，而且又常常是谬论百出。他是玩弄阴谋的老手，所以要把“民族主义”的帽子扣在那些乌克兰的杰出作家和某些高级领导干部头上，而且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而赫鲁晓夫同志则依靠他在乌克兰劳动人民当中的崇高威望，并得到他们的拥护，去竭尽全力挫败卡冈诺维奇罪恶的阴谋。
这番评论并非完全准确，有些地方夸大其辞了。对乌克兰来说，1947年并不是个“黑暗年代”，而且卡冈诺维奇同赫鲁晓夫两人的关系也没有象波德戈尔内说的那么水火不容。即便如此，卡冈诺维奇在乌克兰执掌大权的岁月，老百姓备受苛政之苦。1947年12月19日，他的统治突然宣告中止，一如他突然降临此地。这时乌克兰上上下下紧张的神经才得以松驰。他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的一名副主席，此令发布他就必须马上动身离开乌克兰。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继续维持党政两个最高职位分家的做法，并推荐杰·谢·科罗特钦科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则再次官复原职，还是党中央第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