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军政巨人：孙中山传
(美)史扶林
第1章前言
孙中山在长达三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未领导过一个统一的中国。因此，其治国之才和决策能力无从考察，然而这更加使他去世后成为传奇式的人物。他和同时代的大多数政治家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利用政治来牟取私利。他曾为一个现代的、强大的、独立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奔走呼喊。虽然这些目标没有变成政策条文，但作为口号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孙中山长期追求权力的失败也具有代表性。中国民族主义所受的挫折，在他的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每一个与中国的软弱和落后有联系的人都出卖他：文人学士、官僚、军阀，特别是列强。
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的遗产，吸引了为不同的政治目的所驱使的许多人。这些人包括共产党、国民党的各个派系、“好”军阀，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侵略者。今天，大陆和台湾都竞相引用孙中山的话，以使各自对孙中山的评价永世长存；而苏联则曾经在对北京的指责中，称孙中山是寻求“同苏联友好”的“中国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研究孙中山“真正的”学说是不会有太大价值的，因为他不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是一个即兴诗人，也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当我们承认是由于他的政治风度，而不是由于他的思想使他与众不同时，这并不贬低他在历史上的作用和他个人的英雄行为。
他的临时凑合的策略，是对那些前所未有的政治问题、对那些由于外国侵略及国内腐朽制度所产生的危机的实事求是的反应；这些都要求紧急的解决办法。但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的行为的人类和社会学意义。他见机行事的独特方式，既反映了他的社会背景和所受的教育，也反映了他的性格。他是非常乐观的，充满自信，而且具有行动的胆量，这是革命精神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因此才能跟上中国历史的步伐。同时代比他更有才干的人在争取权力的斗争中遭到失败后便一蹶不振，而孙中山总是屡败屡战，准备适应新的局面。
然而，孙中山的社会经历却有碍于他争取领导权。他是一个西方化了的农民，一个局外人，终其一生都摆脱不了名流们对他的偏见，他试图通过请求外国的支持来弥补这种毫无社会地位的缺陷。他生活在外国干涉中国的能力被认为是无限的时代，但他倾向外国绝非权宜之计。他真诚地坚信，一个强大的现代化中国，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并且尽最大的努力使外国人也相信这一点。
争取中国知识界的赞同和得到外国的支持，是孙中山的实用主义努力的两个主要目标。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孙中山常常采取妥协和运用策略，现在看来这是同他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力量相矛盾的。使他处于一种谦卑，甚至受辱的境地。当时，孙中山有两副面孔：软弱的追求者和自负的操纵者。追求者不得不谋求妥协；操纵者则相信他可以使妥协转过来对他有利。
在对孙中山一生经历的头十年（一八九四—一九○五），这两副面孔是十分明显的。其背景是古老的中国进入了它衰落的最后时期。那些寡头统治者政治上已经破产，不起作用；学者名流已变得优柔寡断和四分五裂；农民群众也变得更难以控制。传统的集团—寡头政治的执政者，知识界和农民——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察觉了危机，但他们各自的解决办法实质上都受到传统的限制。清廷企图利用传统的势力以恢复王朝的权力和威信。进步的知识界试图把革新和儒家学说调和起来，但大多数保守主义者认识到，制度上的改革会危及他们整个集团的特权。而农民，他们是反满的，他们希望明朝的复辟会给他们带来一个仁慈的、理想的儒教国家。
然而，西方的渗透却为非儒教的民族主义创造了新的契机，在香港和各个通商口岸，中国的商人对欧洲的制度，对诸如法治和契约关系神圣不可侵犯等观念已渐渐习以为常。职员和有专门职业的人，多半是教会的信徒，都夸耀自己比儒家名流受到更多的新式教育，他们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更优越。还有华侨，这些被忽视的移民，经常受到本国政府的轻蔑，他们越来越容易接受政治上的煽动。在国外，他们像少数民族一样，受到迫害和歧视，因此，他们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本国政府来保护他们。他们在海外的经济成就并不能在国内得到相应的机会和声望，也使他们欢迎变革。这样，通商口岸的中国人和华侨一方面赞赏欧洲的制度，一方面对欧洲人的社会和政治特权感到愤恨。他们作为西方海外基地的居民，对西方强权有着深刻的印象，似乎它是一种无敌的全球性的势力。这就产生了一种具有双重意义的民族主义，其中混合了对欧洲的羡慕、怨恨和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