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作为广东的省会和两广总督的驻在地，是革命党人必然的目标。这里是他们的家乡，人地两熟。在别处，语言不通会使他们的行动感到困难；后来，讲汕头话的非广州人分遣队曾在这个省会的郊区处于不利的地位。此外，起义者从他们的主要根据地香港进入广州三角洲地区是很容易的；他们的行动计划成功与否，以从外部流入的人员和武器而定，与传统的叛乱相反，因为后者是从建立在国内的根据地上爆发的。并且这个省份有着长期反朝廷的传统。在十七世纪，它曾对满洲人的征服进行过顽强的抵抗；在十九世纪中叶，它又成为造反者的据点。近来，广东充斥着三合会和盗匪，其中包括鸦片走私商和海盗。他们不需怂恿就会拿起武器反对统治当局。这个地区同全国其他地方十分隔绝，有着强烈的分离主义倾向。
一八九五年三月底，一份英国的政治报告称，广东“极为平静”，只发生了一次骚乱。然而这次骚乱——一支一两千人的队伍在南部攻打和洗劫一个城镇的小规模起义，却显露了这个省份充满了爆炸性成分。在对日战争期间和之后，这种爆炸性成分曾把这个帝国其他一些部分搞得天翻地覆。在主要战线所在地的满洲，即使当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也爆发了叛乱。据外国观察家说，这些造反者如果更好地联合起来，是能够打败帝国的军队的。而那些逃兵，他们离开正在撤退的军队，逃往满洲，使北方各省本来已混乱不堪的局面愈益严重。一八九五年四月马关条约的签订，虽然使清朝在外部得到某些缓和，但内部的危机却加深了。那些被匆促地征召起来送往北方的军队，在战争结束时，现在被遣散了，流落异乡，不名一文，他们的不满，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一八九五年五月，来自汉口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当局……深感不安，他们对于未来至为忧虑。”湖南、湖北还比较安定，因为长江流域的主要会党哥老会的大部分成员都被征兵，送往前线了。可想而知，一俟他们被丢下不管，他们就会怒火冲天。在武昌，就有一些湖南军队由于拖欠他们四个月的军饷而拒绝遣散，曾造成一次危急。仅从安徽、湖南和湖北就曾招募约三十万人，这些长江流域的士兵，再加上那些南方人，使当局感到头痛。许多人拒绝离开部队，另外一些人则在回家的路上进行抢劫，在乡村引起恐怖。被遣散的中国军队是那种被称为“社会渣滓”的人，显然大都是会党的党徒，他们对抢劫比对政治更感兴趣。但是反朝廷的潜在力量也正在这里，只是等待适当的协调和领导罢了。当政府自己表明它无力控制军队时，在社会的上层分子中的不满也增加了。
士绅除了抱怨盗匪的威胁外，还有其他不满。在战争期间，政府向房产主和地主征收特别税，强迫他们捐献相当于几个月租金的数目。士绅不愿支持政府的战争，与其归因于缺乏爱国主义，不如归因于对这些钱的真正去向持怀疑态度。
反日情绪并不缺少，在台湾，当地民众主动起来反抗马关条约所认可的吞并。一八九五年夏，在学者丘逢甲和前太平天国官员刘永福的领导下，中国人建立了一个短暂的台湾民主国。这个“民主国”在六月底日军登陆时覆亡，但武装抵抗直到十月才结束。早些时候，刘永福曾埋怨总理衙门遣散了他的军队中的老兵，埋怨政府没有给他的士兵提供适当的鼓励，以诱导他们参加满洲的战斗。但是，当时正在出现的爱国主义，一方面冲破了阶级的屏障，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人民同他们的统治者之间日益扩大的对立；在北京，腐败和懒散削弱了国防上半心半意的尝试。
战争期间，广东本地也听到了入侵的谣传；敌人只需用小小的一支部队，从侧面攻破珠江的防卫，广州便在它的手中了。广州商人业已表示，他们宁可要英国而不要日本的统治，他们显然对自己的政府驱逐入侵者的能力感到失望。
广东还有其他种种的不满。在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总督的五年统治期间，贪污腐化“达到了臭名昭著的地步，即使在中国也没有人能比得上”。李瀚章是因为他接受一百万两的生辰礼物而声名狼藉的，这些礼物表面上来自他的部属，实际上是从士绅中勒索而来。科场舞弊也激怒了士绅。此外，战后兵士的复员问题，尽管是全国性的；但在广东最为严重。李瀚章曾征集了庞大的军队支援他的弟弟在北方进行战争，现在战争结束了，他把四分之三的士兵遣散，让他们流落在广东各口岸，这样就必然在这些地方造成混乱和不安。省里的正规军对社会治安的威胁也不小。
总督李瀚章的不法行为终于引起北京的注意，尽管他被宣布无罪；但在一八九五年四月，还是由谭钟麟替换了。与此同时，骚乱还在增加。这年的六七月间，新总督不得不镇压遍及粤东三县的起义。会党和绿林的成员在二三千造反者中间，占多数此外还可能有一些被遣散的士兵。在九月和十月，该省还有另外三起这种会党的骚乱；最后的一次则发生在孙中山计划发动之前不到两星期。
下面就是对兴中会起义的发动起了鼓舞作用的广东政治形势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对政府不满的日益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这个政府被认为应对北方的军事失败以及由此签订的影响到南方的屈辱和约负责；士绅的不满由于官僚政治的苛捐杂税和不法行为的扩大而加深了；社会下层，特别是退伍军人和农民的骚乱日益增加，他们成群结队地加入会党。虽然无法测知不满情绪的广度或深度，但这些迹象表明是对革命有利的，至少在局部地区是这样。
一八九五年三月，在香港举行的会议期间，攻占广州起义的计划已开始具体化。密谋者把推翻清政权作为他们的最终目标，他们认为第一步可以先成立一个独立的两广政府，作为向北进军的基地，或作为进行高级交易的筹码。由于期待一个反对朝廷的连锁反应，他们对超出这个最初阶段之外的计划很少考虑。
香港被指定为后方总部的所在地，人员、武器和资金将在这里集中。起义的日期定在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六日，这是中国人到他们祖先坟地上祭祀的传统节日，选择这个日子是为计划中的战斗人员的进入提供适当的掩护。一面革命的旗帜——青天白日旗是陆皓东设计的。
计划在一八九五年八月底最后完善，连细枝末节也考虑进去了。约三千名三合会的会员，包括从广东沿海地区招募的新兵，将在香港、九龙集合，携带武器弹药乘船于十月二十六日凌晨到达广州。这支“决死队”上岸后，即分为四路，分发武器——都装在贴着“士敏土”标签的木桶里——首先向衙署进攻。进攻者将冲进这些官员的私邸，或者杀掉他们，或者俘虏他们，除掉他们的指挥系统，削弱预料中的反扑。这样，不仅使这个城市，而且使这两个省份都失去领导。
除了来自香港的突击队外，还有各路的支援纵队，计划由珠江各支流会聚广州。他们买了两艘船，作为运送军队之用。这些由兴中会的核心成员招募的士兵，包括臭名昭著的土匪头子“梁大炮”率领的北江地区的三合会党徒，以及来自香山、顺德和其他地区的人。甚至还期待从距广州约一百八十英里的汕头派来一支小分队。这些部队的一部分部署在靠近该城的要害地点，用来伏击和牵制那些忠于朝廷的军队。同时一支由陈清、孙中山在横滨招来的小贩—率领的炸弹队将在城内扰乱和迷惑敌人。起义者以红带缠臂为识别标志，起义的口号是“除暴安良”。
这个计划取决于保密、迅速和准确，最重要的是胆大。战斗的参加者大约只有几百人，许多普通士兵只是受雇而来，并不懂得革命的道理。然而那些领导者却有理由相信，一旦战斗开始并夺取首批目标后，内地的绿林和会党自发的起义就会马上爆发。孙中山并不关心攻击部队的大小；他关心的是战士的大胆勇猛，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孙中山的同乡刘丽川只用七个士兵就占领了上海县城；孙中山相信他用几百名不怕死的勇士就可拿下广州。正如刘丽川曾得到做大官的朋友的援助一样，孙中山希望得到广州士绅领袖以及水、陆师中主要领导人的合作。
杨衢云掌管香港的事务，协助他的有富有的黄咏商、邓荫南和其他一些人；孙中山亲自在广州的前进基地领导军事行动，协助他的主要是同三合会联系的郑士良和忠实的陆皓东。
孙中山为了掩护自己的活动，于一八九五年十月六日在广州建立了一个新的学会——“农学会”。该会的宣言名义上是孙中山写的，但很可能出自他从前的老师区凤墀之手，它重复了一个老生常谈的宗旨：促进普及教育和科学的农业。“欲我国转弱为强，反衰为盛，必俟学校振光”。孙中山批评“自强”纲领只着重于整军经武，他再次指出民众的真正问题都是和农业相联系，而农业最需要的是采用科学方法。孙中山写道：“某也，农家子也。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弱冠负笈外洋，洞悉西欧政教。近世新学，靡不博览研求，至于耕植一门，更为效力……现在，我愿通过这个新的学会，将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于民众。”这个假冒的改良主义的教育机构，在官僚和士绅圈子里得到了好评，一些知名人士答应帮助孙中山，他从前在这里行医，有点声望。然而，这些地方上的知名人士并非全都对他的意图一无所知。
被允许进入内层的人中，有一个叫刘学询，是当地政界中一个野心勃勃的进士。和孙中山早年的其他许多同事一样，他们大概是在孙中山行医时初次结识的。刘学询的权势来自他经办一种名叫“闱娃”的彩票，办法是从科举考试中挑选“优胜者”。这种彩票是广东岁入的大宗，对刘学询也有利可图，他在经办彩票几年后便积攒了很多财富。尽管他有进士的功名、财富和上层关系，但渴望爬上更高的地位，他为此和孙中山讨论反朝廷起义的重大战略问题。刘学询以明朝的朱元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那样的开国者自命，而把孙中山看成徐达、杨秀清那样的主要合作者。很明显，他遵循的是“等着瞧”的策略。他告诉孙中山，“闱姓”彩票的收入是可以弄到手的。据后来总督呈报，这笔收入达几百万两。如果起义按计划实现，他们拿到这笔财富，那么，购置军火的钱是绰绰有余的。
为什么孙中山竟会信任刘学询？尽管刘学询倾向于颠覆政府，但他是一个守旧的君主主义者，孙中山在这第一次高级的政治冒险中，认为自己在策略上必须有足够的灵活性。为了推翻清朝在广东的统治，他准备同保守的、但又是野心勃勃的绅士妥协，即使这样做会暂时冲淡他的政治目标也在所不计，这个目标此时还只是模糊地谈到过。同刘学询的这种关系，进一步表明了孙中山在个性上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其次，他渴望士绅参加进来，这种心情并不曾消减。虽然他的副手们从中国社会的底层吸收追随者，但孙中山并没有自觉地成为下层阶级领袖的角色。他的政治观点包括了所有的阶级，尤其在早期年代中，他认为如果他掌握政权的话，这些受尊敬的有权势的人士的合作是必要的。终其一生，孙中山总是随时准备用外交手段或秘密谅解来补充，甚至代替直接的暴力行动。因此，暗示他的起义与高级人士有关，谅必是有一些根据的。
与此同时，贮存军火的房间和仓库已在广州附近安排得当。在孙中山从夏威夷带来的美国化学教师的指导下，密谋者甚至试图自制炸弹。据说孙中山这时是广州郊区这个秘密军火库的常客。在城内，他们重要的藏身地之一是宗教书店圣教书楼，它的业主左斗山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孙中山在广州居住期间同他成了朋友。事实上这个地方是一八九三年他行医时租用过的同一间店铺。该店所在的那条街是知识界爱去的地方，因为那里有这个城市最大的书店。店的后院被用做长老会的礼拜堂，星期天的礼拜仪式是由王质甫主持的，王也是这个书店的经理。左斗山和王质甫都加入了兴中会，他们的店铺是一个开会和贮藏军火的地方。杨衢云从香港运来的标有“士敏土”字样的很重要的木桶，就是由这个书楼转交给王牧师的。
起义者在清军中也找到少数的同情者。从最后的结果来看，在兵营中煽动不满情绪证明是革命武库中强有力的武器，然而进展却是有限的，而且主要是依靠同乡和亲属关系。两个水师军官，程奎光和程璧光兄弟俩都是香山人，从孙中山在广州的时候起，他们便同情孙中山及其朋友们，并加入了兴中会。程璧光曾在英国受过海军训练，弟弟程奎光则是一支小舰队的管带，在一艘战舰上服役。一旦进攻广州的战斗开始，他就把他的部队投入革命事业。另一个亲属程耀宸，同样是一个来自孙中山故乡的水师成员，也参加了这个起义。
虽然起义者试图打进一万多人的省陆军中去，但记在他们花名册上的名字却只有一个胡凤璋，他是两广督署卫队中一个湖南籍什长，是由一名三合会会员引进起义者中来的。后来在起义败露后，胡帮助孙中山逃离了广州。
另一个从军队中吸收的成员，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陈廷威，一个水师学堂的毕业生，开始是郑观应介绍给孙中山的，然后陈少白在上海吸收了他。陈廷威回广东老家时，孙中山给他资金，委托他在北江地区招募绿林。陈开始送来吹嘘他的成就和报告，孙中山大为高兴。但同时又听说陈经常呆在家里。孙中山不相信自己受了骗，派陈少白前往调查，最坏的情况证实了；陈廷威没有到乡下去进行鼓动，他只是不断地向孙中山送去杜撰的报告。这件事暴露了兴中会在发展会员上不严格。这个插曲结束了陈廷威同广州起义的联系，几年后，他企图诱骗这个运动的领导者同清政府妥协，因而最后沦为革命的叛徒。
尽管在起义者的网状组织中免不了有薄弱环节，但无疑广州及其附近地区已成为起义的温床。这几乎全是孙中山领导的结果。他在城内的广泛联系，使他能够在清朝统治当局的鼻子底下制定起义计划。他个人的追随者和他所吸收的新成员是他派到三合会和地方土匪中去进行工作的使者。他的基督教朋友为他提供了贮藏军火和起义策划的庇护所。从海外来的外国专家插手军火的制造。他从夏威夷带来的两个同乡侯艾泉和李杞，被任命为香山小分队的领导人；他本人从横滨吸收的新成员陈清，同样被分派了战略性的任务；也主要是由于他的关系，才有了对清水师进行的渗透。
但是，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事实上，孙中山都不是广州起义的无可争辩的领导者。这个位置被杨衢云所占有。在主张采取有力行动的人们中，孙中山是个关键性的人物，他的个人追随者构成人数较多的一派，特别是如果把较为沉寂的夏威夷分会也考虑进去的话。但是杨衢云的经历及人品和孙中山是如此的相似，以至在起事前夕，他有足够的威望和影响充当挂名的领导人。
领导人的选举显然是个微妙的问题，因为它令人费解地一直延迟到十月十日，起义者要决定的关系重大的问题不是谁来担任这个组织的领袖，而是谁来担任未来中国合众政府的大总统。选择“伯理玺天德”这个英文“总统”的音译词语，表明了西方共和制对他们的吸引力。有证据表明，这时杨衢云比孙中山更为倾向共和主义。
参加者称为“临时政府”的一个“总统职位”，引起了剧烈的斗争，几乎导致谋杀。孙中山首先当选，但杨衢云提出要求：他至少在攻占广州之前要据有这个职位，攻下广州后再还给孙中山。对孙中山的领导权的这种挑战，显然使孙及其追随者感到诧异。郑士良想马上把杨衢云“杀掉”，但孙中山的另一个密友陈少白则劝他暂作让步。陈少白认为杀掉杨衢云会引起事端，以致把香港当局也卷进来，而香港这边的事仍需杨衢云主持。一旦起义成功，不管怎样孙中山都会控制广州：如果起义失败，这个头衔也就毫无意义了。孙中山认为他说得有理，勉强地依从了他的对手。团结虽然保住了，但不信任和怀疑的种子也在孙中山的一派中播下了，他们认为杨衢云的行为是篡夺他们领袖的权力，是永远不能饶恕的。
他们之所以不得不最后依从杨衢云的要求，是因为杨衢云控制着运动的财政。虽然筹措资金是孙中山到夏威夷去的一个主要目的，但他在那里所作努力得到的现金却很少。像黄咏商那样的大捐赠者，都来自香港。黄咏商卖掉了若干财产，捐了八千元给兴中会，看来他是杨衢云的人。杨衢云、黄咏商和辅仁文社的共谋者谢缵泰组成了三执政，掌管着起义集团在香港方面的财政和其他事宜。然而，尽管杨衢云在十月十日的严重对抗中迫使孙中山作了让步，但对第三个人物——何启博士，那是他们俩人无论在政策和纲领上都言听计从的。
一八九五年三月，何启重新在他从前的学生中出现，充当了孙中山和杨衢云联合力量的“幕后军师”。他没有正式加入这个组织，但却出席最高指挥部的会议，保证暗中给予支持。两个香港记者之所以答应给予帮助，无疑是由于何启的影响。何启曾给《德臣西报》写过匿名文章谈中国的革新，显然他同该报有特殊的关系。
何启的支持尽管是偷偷摸摸的，却为起义者打开了新的前景。当运动一旦揭去秘密的伪装出现在公众面前时，这个英国殖民地中富有而又知名的人士，最有资格使运动在人们心目中受到尊重，因为孙中山仅仅是一个年轻的医生，杨衢云也只是一个职员。一旦在广州站稳了脚跟，起义者就需要一个发言人向列强说明他们的情况，其中最主要的是英国，有谁比何启更合适呢？
没有理由设想，如果革命的起义成功，达到了它最初的目的，并提出更远大的目标，这时何启会甘居幕后。他不仅仅是一个有权势的同情者。此时在所有和兴中会有联系的人中，只有他的名字是同明确的政治纲领相联系的，很难置信，他不想帮助促成纲领的实现。由此可见，他还不能暴露自己，此时他只负起了“起草宣言……等等”的责任。这样，当杨衢云，郑士良在九龙和广州三角洲招募海盗，当孙中山通过他的农学会企图诱惑广州的士绅时，何启则通过对外国记者的工作，得到各个通商口岸有进取心的外国商人和伦敦比较克制的英国政策制订者的认同。
《德臣西报》被特别用来宣传何启对广州起义所要达到的目的的论述。然而，出现在报上的有关起义所要达到的目的的报道，同人们所了解的兴中会的目标大不相同。问题不在于它是否真是改革党人的政治目标，还是他们专给外国观察者描绘的轮廓。此外，在这家友好报纸的专栏里，还透露了通过动乱外国人可以从通商口岸得到什么利益，以及他们为何可以信赖兴中会。
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二日，该报的一篇社论首次暗示了广州起义的存在。这篇社论在详述了随着清军最近的惨败而产生的普遍不安情绪之后，它估计了会党发动起义的各种可能性。正当一些提供消息的人士大量报道长江流域哥老会的革命潜力和急派武装船只开往中部省份的各水道时，该报断言：“如果起义真的发生，那么长江以南各省的大部分居民将群起响应。华南的居民已经不声不响相当好地组织起来，现在需要的只是能够点燃民众起义之火的一位杰出的领袖了。”
在暗示改革党同长江流域的造反者有联系后，社论接着指出，南方人的诚意和温和的立宪派一样，他们比起低下的会党来，更值得欧洲人的支持和保护：
这些改革党人（他们不属于会党，他们结合在一起只是为了改造政府）的意图是，……如果可能的话，以和平手段实现政变。他们所期望的……（虽然在一个中国人的团体中似乎不可能见到任何类似的看法）是一个结构上的激变，使他们的国家摆脱暴政的邪恶制度，正是这种制度把中国排除于西方的影响，西方的贸易和西方的文明之外。
该报的编者估计，内战的发生会使对外贸易暂时中断，但认为这是为了改善农民的命运而重新改组中国和“开放帝国以利于国际交往”的必然前奏。他希望外国列强不要像太平天国起义时期那样支持清政府。
尽管当时改革党的纲领还只能说是“模糊的”，但编者却为诸如司法制度和行政机构的改革等具体建议所鼓舞。他可以向他的读者保证：“中国的全部债务将为新政府所承认和接受……在目前，帝国的关税将作为所有债务的抵押”。而且，“就像日本那样，或者更进一步就像埃及那样”，任用外国顾问将会给新政权带来成功。
外国商业利益被热烈地加以描绘。铁路和矿山将得到发展，而“素负盛誉的中国矿产资源将被开采，并就地设厂加以利用，从而为英国的企业和资本提供一条新的出路，长期拖延而又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中国的开放，最后将变成现实”。
从社论所想像的改革的样本中，看出了何启的影响。何启谈改革的文章就发表在同一期的《德臣西报》上。但是，何启是否真的写了这篇文章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文章的风格和语调都同中国的作者不同：在这篇以及后来的几篇社论中，一方面对起义者的事业大唱赞歌，一方面又夹杂着大量轻蔑的嘲弄，而这些嘲弄都是中国通们专用于中国和中国事物的。显然，兴中会领袖们的“洋味”，以及他们想得到欧洲人保护的明显愿望，赢得了的支持。
三月十六日，《德臣西报》再次描述了笼罩全国的不安情绪，说香港的许多重要中国商人期待着一场大革命，它将摧毁专制制度，开放祖国对外贸易。但政变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领导人的选择也尚未决定。事实上在暗示，在政变尚未取得最初的胜利、人民尚未公开参加起义之前，真正的领导者是不应抛头露面的。到那时一些已获悉这次起义的中国显要官员将站在造反者一边。至于革命党人的纲领，该报宣称，“没问题，很清楚”。
两天后，《德臣西报》陈述了起义者的政治目标。该报的陈述比这个时期的任何中文资料都更加明确。从陈述中可以看出，《德臣西报》对兴中会要建立一个共和国的计划表示很大的怀疑。清王朝一旦被推翻，“标志奴性的愚蠢的辫子就会消失”。这至少同兴中会隐蔽的正式文本所提出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对未来政府的形式，该报有这样一个明确的陈述：“就国家而言，没有提出要建立一个共和国。正如改革党提出的那样，中央政府应包括皇帝和三位主要的国务大臣。皇帝应出自哪一个古老的家庭，显然是以后考虑的事情。”
至于要实行的具体改革详细地加以列举。要以专业考试来改进官僚政治，取消捐纳制度，提高薪金以减少贪污腐化。实行司法改革，普及现代教育，允许信教自由，发展经济，整顿地方政府。而承诺开放更多的贸易中心和港口及“废除一切有碍于贸易的法律”，则使起义者明显的亲西方倾向更为突出。声明甚至建议，在一个类似海关协议那样的安排下，国内的税收也交给外国人办理。“直至中国有一天不再需要任何外国援助为止”。
这个纲领以及揭示出来的起义者的其他意图，都是何启的思想，这一点，在几个月以后就得到了证实。五月二十三日，《德臣西报》刊登了一个体制改革计划，被公开承认是何启的作品。它最初发表在香港一家中文日报，据说这个计划被印成小册子，在中国广泛流传。这个计划对于反对清王朝避而不谈，但作为君主立宪的一个轮廓，和先前有人说是起义者的目标是相一致的。
不过，这个精心设计的政治结构草图却是新的。担任最高决策和掌握行政机构的人，不仅是皇帝，而且还是总理的内阁。全国将划分为四个行政区，它们的议会及其下属的议会在地方事务上实行自治，由中央政府批准。在最小的地区，议会成员由人民直接选举。然后这个地方议会从自己的成员中选出代表参加县议会，逐级往上直至选出国会。但是，国会不必经常开会，因为有皇帝和内阁来处理国家的重大事务，而其他事务则由地方处理了。地方官吏由人民推荐，但最后的委任权属于皇帝。选出的代表和任命的官吏都要经过考试，而考试制度本身则要按前面提出的办法加以改革。
这个计划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小，“除非中央政府在西太后和李鸿章的敦促下独立地，或在外国官员的帮助下，粉碎目前这种根深蒂固的官僚统治制度”。何启并没有指望任何奇迹的出现，他不过是在为广州起义受到欢迎准备条件——这个意图在进攻发动前几个星期被同一家报纸轻率地泄露出去了：“今年初，何启博士鼓吹改革的小册子的发表，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本小册子是复兴中国的基石；谣言盛传将通过暴乱推翻清王朝并按照何博士的设计建立一个新政体。那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改革办法，但是还看不出这种希望有实现的可能。”值得考虑的是，在密谋者的目的和历史公认的他们这个时期的政治方针之间，有着明显的矛盾。
首先，我们如何解释起义者公开接受的君主立宪者的称号？我们只能像以前讨论孙中山与刘学询的交往那样，强调兴中会的领导人对他们计划中的广州政变的结果心中无数。占领南方各省能否使他们最后推翻大清王朝，并同高级官员合谋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的君主政体，或者这次政变将点燃一场真正的革命的烈火，那就排除了联合士绅的必要，允许他们废除君主制度？拿破仑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格言，也许最能描绘他们的心境。很可能何启对孙中山和杨衢云施加了温和的影响，说服他们推迟共和的目标，因为一个激进的纲领可能使外国人不安。最重要的是，孙中山由于他的卑微的社会地位造成的政治上的孤立，需要他有灵活性。他可能得到的是教条主义，然而，他向谁去请教何启在政治和国家的体制问题上是不是权威呢？
何启纲领中提出的兴中会的外交政策，更是同人们头脑中的孙中山的形象格格不入。看来似乎很难相信，没有哪一个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会比这个外交政策招来更多的外国干预。比如，关于海关的建议就是这样。然而，这和我们对兴中会领导人的社会出身及其知识分子倾向的了解是一样的，这是一次杰出的非知识界的改良主义运动。兴中会的领导者企图推翻大清王朝，并非因为他们比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样一些知识界的改良主义者更憎恨清政府，而是因为清王朝的投降对于他们得到政权是必不可少的。不论是孙中山的医学学位，还是一八九二年维多利亚女王授予何启骑士的荣誉，都不能补偿传统的中国加给他们的政治和社会的不利条件。他们要在政治上成为一种力量，唯一的办法是通过政变冲上最高的官阶。但在当时，没有取得外国支持的许诺，要在中国等级制度的顶峰谋取权力，那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还没有觉悟到把下层阶级的同盟者汇集成一个独立的政治运动可能性，因此他们需要外来的帮助，并准备为此付出代价。
但是，起义者不愿仅仅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而牺牲中国的主权。他们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是西方基督教传统的理性的和精神的产物。他们是用他们已经习惯了的西方评价标准的眼光来评价自己国家的制度的中国人。他们深深地感到，中国必须在外国顾问的帮助下，建立欧洲式的行政和司法制度。如果中国受欧洲人的欺凌；那么兴中会的领导者就会争辩说，由于中国人的无能和官吏的贪婪才招致了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他们大概还会争辩说：让中国按照欧洲的样子改造自己，它就会在国际大家庭中受到平等的待遇。尽管清政府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就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但它却反对西方的思想和制度的输入，特别是反对受过西方训练的人员的出现，但是这些人员是却能够最终引导清王朝恢复它的全部主权的。一个真诚地致力于现代化的新政权，可以把那些业已掌握西方的知识和技术的有才干的本国人放到领导岗位上，从而更容易避免外来的干涉。
除英国外，起义者还想谋求其他列强的援助。已从日本驻香港领事那里得到日本政府的“秘密支持”。德国也是孙中山注意的对象，因为据说他认识德国驻香港领事克纳普博士。如果讲灵活性，那么同列强的多边接触是应该很好地加以考虑的。我们也不能准确地判断他们打算谋求外国多大程度上的支持。但在中国近代史上还从未有过一个集团同西方特别是同英国的利益更为一致的了。
《德臣西报》指出，只有这种亲西方倾向，才能保证中国改革运动的成功。“熟知中国人无能”，使这家报纸对“纯粹来源于中国人士”的任何建议都表示怀疑。因为“如果听任他们错误地走下去，那么要推动这庞大而昏睡的人群，就要花无穷无尽的时间”。既然让黎德出席兴中会的秘密会议，并征询他和英国化了的何启的意见，那么兴中会就不能认为是一个“纯粹中国人”的运动。尽管该报觉得“作为一个整体的种族而言，中国人很少或没有什么高贵的品质”，但“由于在外国人中间居住而得到启蒙”的那个“中国人阶层”，倒是给人以很深的印象。在一个认为“宗教是贸易的先导，而贸易又是文明的先导”的社会圈子里，起义领导人的基督教身份，也是使他们得到支持的一个原因。
没有迹象表明，香港新闻界人士的支持曾对英国官方的看法有过任何影响。香港辅政司曾申斥《士蔑西报》的邓勤利用报纸煽动中国人起来反对一个友好的政府。虽然在中日战争的冲击下，英国的政策变得更灵活了，但英国外交部总是比那些在通商口岸的头脑发热的人小心，并不急于进一步卷进中国的内政中去。在黎德对即将爆发的起义发动支持的高潮期间，英国驻广州副领事向伦敦提出了一种看法，从中可以看出那些要求充分利用中国的绝望形势的当地英国官员的情绪：
这里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革命，即由有着特定目标的中上阶层提出更换政府的要求。香港的一家报纸关于起义的大胆预言纯系空谈。看起来的确是这样：虽然中国政府实际上被解除了武装，无力抵抗严重的外敌，但它仍有足够的力量维持国内的安定——保持中国这头大奶牛的安定，好让外国人挤奶，同时有可能只让日本人取得他们应得的一份。
这个见解和《德臣西报》见解之间的差别仅仅反映了对前景不同的展望，并不反映多少利益上的冲突。两者都关心英国在华的贸易和投资。虽然官方不愿打破现状，下更大的赌注，因为这将在中国担负更多责任，但以《德臣西报》为喉舌的通商口岸的贸易团体，却叫嚷只有加强干涉，才能使中国完全开放并使它成为英国商人五十年来梦寐以求的黄金国。《德臣西报》之所以成为兴中会唯一的赞助者，是要以兴中会作为工具，用最低限度的干涉达到目的，这仍然是好战政策的一部分，在总的趋向上是和通商口岸的要求相一致的，在《德臣西报》看来，如果广州起义失败了，除了外国干涉外别无其他选择。兴中会的英国朋友们以残忍的坦率态度对这种选择作了解释：
……这不是更新或改进国民的政府的问题。世界上可用的市场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尚未开放的市场，由于别的地方竞争的加强，西方国家绝对必要的事就是……坚持中国彻底改变其对国际贸易的态度。……因此，如果西方国家不能达到目的，列强的义务就是把他们的要求强加于中国，甚至瓜分这个帝国。……不需要不公正地压迫民众。……如果中国没有进行内部更新的迹象，那么，为了文明和中国民众自身，西方列强紧迫的义务就是进行干涉，以谋求某些细微的改革。
为此，《德臣西报》提出两种打开中国市场的计划：“海军示威的心理影响”和支持兴中会。在十月发动起义的日子临近时，黎德和《士蔑西报》的助理编辑高文曾起草了一篇由何启和谢缵泰修改过的致列强的声明。这个声明是发表了，还是被暂时搁置起来以等待起义的结果，至今还不清楚，但《德臣西报》确曾写了最后一篇社论支持起义者：
我们不想重犯太平天国的错误。如果有人愿意前来把现在正趴在绝望的深渊中的中国拯救出来，只要人类的正常意旨得到遵从，外国人的权利得到承认，整个中国向贸易和商业的文明影响开放，我们希望英国不要吝啬它已提供给埃及的那种合作。……开始时可能有某些过火之处，但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而当地外国人的责任，就是把这新的冲力引上正轨。如果大不列颠或其他列强进行干涉，把中国推回到目前统治中国的无能之辈的怀抱中去，那将是可悲的错误。……
几年后，孙中山将从英国向埃及提供的“合作”中得出他自己的结论。但是现在，通过各种利益的稀奇古怪的合流，当兴中会准备攻打广州衙门的时候，它的外国同盟者也在盼望着在北京的克罗穆尔勋爵。
孙中山在一八九五年建立的松散的起义机构，不可能对一个如此精细而又庞大的计划保守秘密。仅就倾向于革命的香港报纸的各种轻率的预言来说，便足以引起省当局官员们的警觉，他们在暴动的最后阶段到来之前好几个星期就已作好了准备。但奇怪的是，那位最高官员谭总督的反应，却是对计划中的起义的证据持怀疑态度，只是在被不容置疑的证据弄得惊慌失措之后才采取行动。
广州和香港都有安全上的漏洞。忠于反朝廷传统的起义者们，曾计划一等到十月二十六日起义打响，就在整个广州及其郊区张贴“檄文”。这篇檄文是十月九日由朱淇起草的。按照中国的株连法，朱淇的共谋关系将牵连他的家庭；他的哥哥朱湘，一个举人和地方官吏，为了保护自己和家属，决定向当局告发这次起义。他在二十六日前一两天假借他弟弟的名字，写了一份自供状给县丞。后者，一个叫李家焯的人，立即下令对孙中山进行监视，同时向总督作了报告。
当听说孙中山是起义的嫌疑犯时，谭钟麟不但不惊慌，反而哈哈大笑。他认为孙中山是个无害的“疯子”，“岂敢造反”！此外，他的农学会不是得到官方批准的吗？李家焯由于他的上司泰然自若，也就再不提此事了。同时，李的巡逻队在一个近郊的婚宴上发现了孙中山。孙知道自己被监视，但仍很镇静，他们也未采取行动扣留他。
当局之所以犹豫不决，有几个原因：首先，如果一个大规模的起义被揭露，那么，除李家焯外，谭总督的下属都害怕承担责任；因此，他们把谭蒙在鼓里。其次，孙中山是个基督教徒，这使他有一定的豁免权。谭的犹豫是他认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能控告一个知名的教徒的。最后，还有孙中山的声望。孙中山的粗心大意和不加抑制的热情反而使他看起来似乎是个无关紧要的人。他的政治抱负，他的渴望官方承认，和他的堂皇的改良主义计划，在广州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他给人的印象，却是个生气勃勃的政治新手，而不是能够制造真正麻烦的残酷无情的阴谋家。无论作为一个革命派，或者一个改良派，孙中山认为人们要认真地对待他是困难的。这在过去曾是受挫折的根源，但当他对炸药的兴趣经过了做试验的阶段，在过去他的古怪的名声就为他提供了一张意想不到的盾牌。
然而，已经引起了怀疑，因此最要紧的是按预定的时刻表行事。但是，杨衢云却未能准时在香港作好安排，十月二十六日凌晨，他发了封电报给孙中山，报告“货物”不能按时到达，要推迟一天，即二十七日晚运到。这封电报使广州的起义者几乎慌了手脚。头一天晚上，绿林首领和其他战士已在广州聚齐，等着迎接从香港来的早班渡船。孙中山和陈少白意识到，如果不能按时起事，那么无限期的推迟便是万全之计。因此孙中山发电报给杨衢云，命他取消“装运”另等通知，战士们则回家待命。这些战士并不完全是为理想主义所驱使，这可以从孙中山不得不从宝贵的资金中拿出钱来付给他们这个事实中得到证明。
然而，想避免灾难已经太晚了。就在同一天，广州政府不是从香港的间谍便是从英国当局那里，获悉有关起义的全部情况，开始捉拿藏在当地的起义者。孙中山仍然脱逃了，但使他非常惊骇的是，他收到了杨衢云的一封电报，说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孙中山“接货”。尽管杨衢云在香港的作用后来成为内部争论的问题，但杨衢云是很自觉地去执行这个最困难的使命的。
几个星期以前，香港警察已经接到三合会在为广西起义招兵买马的消息。虽然他们的调查没有结果，但在十月二十七日巡官斯坦顿获悉在香港已雇用了约四百名战士，并被安排乘“保安号”汽轮夜航，向广州进发。在码头上他发现有六百名苦力，“全是最贫穷的阶级”，他们因为没有船费而被撵下了船。他们声称，他们是萨松买办的代理人朱和雇来当“官军”的，每月十美元。他们说，他们的目的地是广西梧州。两天来他们每天得到五分钱的饭钱，还答应给他们每人一美元做船费之用。
码头上正在盘问时，朱和在两个人陪同下带着装了九百美元的皮包到达这里。这些新来的人声称，他们是给萨松买办做事的杨衢云派来的，奉命来这里给苦力付船费。虽然一群警察搜查了人和船，但没有发现武器，队长便同意他们起航。深夜，巡官斯坦福得到消息杨衢云买了大批军火，并已设法把它们装在“保安”轮上。这个情报便通过电报传给了广州政府，这样，清政府便掌握了主动权。
总督召来一千五百名士兵，以加强他的警备部队，同时又派一批人去拦截于二十八日晨到达的轮船。这样，当那些战士下船时，迎接他们的不是自己的起义者，而是由知县带领的缉捕他们的兵丁。不过，这支警察部队太小，控制不住这一大群人，其中大部分跑掉了。捉获的只有四五十人，包括带领他们的丘四和朱贵全。另外一次搜查仍然没有发现军火。只是后来那七个标有“波特兰士敏土”的木桶的收货人不来认领，才对它产生怀疑。发现这些木桶装了二百多支左轮手枪，是准备分发给那些苦力的。香港警察得到通知后，便开始寻找杨衢云，杨按其出生地说来是个英国国民。此时他已躲藏起来，不久就逃走了。
搜查广州起义者的秘密住所时，捕获了六个犯人，还搜出了旗子、武器、制服和斧子。孙中山为了逃命，跑到在香港认识的基督教牧师王煜初家里避难，然后乘轿子逃往澳门。在那里，他得到葡萄牙朋友佛兰德斯的照顾，十月二十九日，他到达香港，在那里，陈少白，郑士良和先期逃离广州的其他人正焦急地等着他。
由于起义在起义者举旗开枪之前便遭挫折，六个月的紧张计划就这样白费了。尽管它貌似笑剧，但它并不是轻快的滑稽歌剧。这次起义吸引了雇佣兵和叛徒，但也吸引了誓死复兴国家的忠义之士。孙中山童年的朋友陆皓东，就是这样的一位英雄。陆皓东如果躲藏起来或立即逃走，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他不顾同志们的反对，又回到书店的秘密住所，目的是把党的全体成员名单毁掉，使它不致落入清政府之手。正当执行这个任务时，他在十月二十七日被警察逮捕了。在中国警察审讯时，他惨遭严刑拷打，但坚决拒绝同逮捕他的人合作。警察从他那里得到的不是自供状，而是一篇反抗的声明，他在声明中骄傲地阐述了试图攻打广州衙门的动机和广泛的目的。
他谈到，他和他的同乡孙文怎样“同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官吏之贪污庸儒，外人之阴谋窥伺”。在居沪多年之后，他重返广州。他和孙中山以及其他朋友在那里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陆皓东看到外患日迫，“欲治其标”。但孙中山主张满仇必报，“思治其本”。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孙中山的观点占了上风，反满才成了他们的共同宗旨。他们要努力唤醒中国人，光复汉族。但无奈贪官污吏、劣绅腐儒，甘心替仇人效劳，而这些满洲人则对汉人犯下了不计其数的罪行。陆皓东在这些罪行中，列举了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这两件十七世纪满洲人征服中国时发生的事件，二百多年来一直引起中国人的痛恨。他最后的话包含了对汉族官吏和满清统治者的警告：
要知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故吾等尤欲诛一二狗官，以为我汉人当头一棒，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
美国领事抗议陆皓东的被捕，通知知县说，此人是基督教徒，曾在上海电报局任翻译，安分守己，和恐怖分子没有联系。尽管这位领事证明陆皓东清白无辜，但陆铿锵有力的声明，使他的呼吁白费了。
不过，在争取释放另一位新教徒、书店老板左斗山时，这位领事却取得成功了；曾主持书店后院的小教堂的王质甫，由于得到外国传教士的预先通知，也及时地逃脱了。孙中山的密友和古文教师区凤墀牧师小心地搬到香港去了。
基督教徒参与起义的如此的突出表现——起义的许多领导者是新教徒，他们把那个小教堂变成他们的一个主要藏身之地，使中国当局和外国团体都感到惊恐。由于在同一个南方沿海地区，太平天国运动曾受基督教影响的哺育，因此有理由设想，北京在这个起义中看到了一个迹象，即半个世纪前几乎颠覆帝国的那个由宗教鼓动起来的运动，可能重新爆发。然而，并不是西方的宗教，而是西方的政治影响刺激了兴中会领导人；这些领导人的基督教身份，仅仅是他们的西方倾向的宗教方面。而且在当时，外国人的思想，只有通过教会渠道才能传到下层中国人那里。所以宗教和政治的动机，看来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了。外国外交官宣称起义者信奉基督教，以此进行干预，加深了官方的怀疑。造反者同传教事业有联系的证据，可以被当局利用来抵制外国人要求宗教上更大的宽容。因此，在十二月三日，即广州事件后的一个多月，李提摩太为解决传教事宜去北京会见进步的官员张荫桓时，被告知，“在广州双门底小教堂发现的一个姓孙的人的有关造反的文件，将证明是对解决传教问题的一个很大的打击。”
广州揭发出来的事情使在南方的外国人焦虑不安。英国驻广州领事布伦南认为，基督教徒卷入起义，造成了“一个必然严重损害本省基督教布道团的不愉快局面”。《德臣西报》报道：“最近在广州出现的反对当局的起义，正是反基督教知识界所喜欢的东西，因为他们可以用来作为进行迫害和虚假的谴责的借口；于是所有的德国传教士接到德国驻广州领事发出的一个通知，警告他们要特别注意，他们的皈依者不得卷入任何这类煽动叛乱者的运动”。也许就是这种生怕被误认为有颠覆倾向的担心，使教会暗示：孙中山毕竟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而且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领事被告知，尽管孙中山“自称是个基督教徒，……但同他一起的传教士怀疑他的虔诚”。但是，曾给孙中山施洗礼，而且此时无疑比其他任何传教士和孙中山更接近的喜嘉理博士，并不同意这种谴责。孙中山不是一个常去做礼拜的教徒，但有理由相信，即使他后来对西方的信任严重动摇，也还是受基督教的鼓舞的。
然而，不论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广州当局对孙中山的革命倾向却是深信不疑。他们认识到，他们与之打交道的不是一个饶舌讨厌的人，而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阴谋家。总督按传统的做法，一方面尽量严厉地对待被他所抓到的主要起义者，另方面对密谋者招募的下层人员加以宽容和忍耐。陆皓东和丘四都被杀头。丘四的伙伴朱贵全被砍死。两个年轻的水师军官也被处以极刑：程奎光杖六百军棍后死去，他的亲属程耀宸则瘐死狱中。中国新的海军计划培养出来的这些人参加起义，这一事实应使当局明白：这种与传统的忠诚相背离的倾向，并不仅仅是由于基督教会灌输了邪恶的思想，而是由于新思潮的普遍影响造成的。英国领事认识到这一点并指出：“所有同这个流产了的革命有联系的人，都是同西方人混在一起、吸收了改革和进步思想的人。”
清政府可以从囚犯或是从其他提供情报的人那里得到大多数重要犯人的身份。对犯人相貌有简单描述的悬赏“缉捕”的花红单贴遍全省。孙中山被列于名单之首，拿获他的赏格是花红银一千元。其他的人，包括杨衢云、陈少白和王质甫牧师的赏格，则只有二百元和一百元。
官方认为策划起义的全部责任都在那一小撮麻烦制造者身上，他们“煽惑愚民”。与这种看法相一致的是当局释放了许多下层的起义者，甚至送给他们每人一元钱的“旅费”。所以，这次未遂起义的一个讽刺性后果是，虽然起义失败了，但许多雇来的战士并没有空手回家：不是他们的革命雇主，而是他们想要推翻的政府补偿了他们的辛劳。
政府宽待这些普通士兵是有理由的。审讯犯人引出了他们向香港警察讲的同样的故事，即那些由杨衢云雇用的苦力“突击队”完全是为钱而来的。他们只被告知，广州正在招募“营勇”，他们的任务在抵达广州时将会得到说明，所以他们只不过是连自己也不清楚被引往何处的暴徒而已。由于这些从香港来的战士仅仅是雇佣军，所以当局以亲善的手段设法争取他们，看来是合乎逻辑的。他们要抓的是罪魁祸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孙中山，对那些在搜捕其领导人时愿意提供合作的“误入歧途”的起义者，则决心不加追究并给予奖励。
总督之所以避而不用严厉的手段，是为了避免和他所了解的群众中存在的积愤相对抗。在广州三角洲地区可以找到成百个对现状不满的人，正是这个事实证明了公认的一触即发之势。以流离失所的农民、劳工和退伍士兵为主体的起义在这个时期屡见不鲜。虽然这些起义只是地区性的，并且缺乏严密的组织或思想成分，它们在性质上更近于骚乱，容易被镇压。甚至还有如此的可能性，即收买会党的领导人，收编他们的人马，就像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后曾经试过的那样。然而，一旦受过教育而又具有政治抱负的领导者来到乡下，那就真令人担心了。这正是孙中山及其朋友所具有的危险。官吏们选择了最方便的出路，那就是无情地打击领导者，而对群众则晓以将来改恶从善的儒家训诫，送他们回家。
然而，只要孙中山、杨衢云和其他四个魁首逍遥法外，总督就没法放心。谭钟麟自知自己玩忽职守，他是十分不安，以至推迟向北京报告这个事件。显然，他在首都的上司是从广州的下级官员送来的简报中第一次得知这个事件的。得到情报后，军机处于十二月二日下了一道敕令，命谭逮捕那些主犯。谭于是设法掩盖自己的失误，在送呈皇帝的一个奏折中戏剧性地描述了他的警备部队如何挫败了四万至五万土匪洗劫省会的叛乱。谭是从四月起才到广州上任的，他以说明广东平民秉性反复无常、易受利诱来开始他的报告。根据他的说法，煽动者从远在省城西南的高州和东边的惠州收罗了数以万计的无知的暴徒，然后把他们集结在香港。他描述了在谋反者的广州总部进行的逮捕，以及搜出洋斧一箱，共十五柄，是准备用来开金库的，那里存放着“闱姓”彩票的款项。谭的奏折是要尽量减少这次起义的政治色彩，把它描绘成一伙掠夺成性的土匪的冒险。这个奏折和涉及这次起义的任何其他官方文件，都没有提到兴中会的名字。谭的奏折以描写他如何把“煽惑愚民”的陆皓东及其他头目正法，如何宽待那些不明真相的次要的参与者结束。但他保证要尽最大努力抓到主要的煽动者孙中山和杨衢云。
谭迟迟不向北京报告，尽力贬低起义的政治意义，可同英国领事的评述加以对照。布伦南把这次失败的起义看作是革命的一次严重的尝试，在这次革命中，广州仅仅被当作跳板而已。他在十一月一日的信中写道：
谋反者占领广州后将向北进军，他们自信在那里会得到支持。……官吏们业已查明，这个运动非常广泛。……警察长（李家焯）告诉我，当把密谋查得水落石出时，许多有权势的人和高级军官都将被牵连进去。
布伦南确信，当局无法镇压一次起义，谭一直被他的部属欺骗，也没有认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他在十一月十二日写道，“警报平静下来了”，省衙门庆幸事先防止了一次“严重的起义”。但他发现，“官员们中间普遍的看法是，一次彻底的调查会使政府得到不好处理的情报，并使他们势必采取严厉的措施追查下去。……以至促使迄今为止并未防止的叛乱突然发生。”这个严重的估计同几个月前英国的政治报告相对比，证明了广州起义的影响。
表面上革命党人一年来在财政和组织上的收获似乎全都毁了。十月间，因为有一个适当的目标和一个明确的行动计划，他们很容易就召集了一支相当可观的战斗部队。可是到了十一月，他们只剩下一个总参谋部，甚至这个核心也由于内部争吵和敌人残酷的镇压而缩小。原来的领导集团从来就没有完全一致过，现在由于孙中山及其支持者因这场灾难谴责杨衢云而发生分裂。他们用尽了库存购买的军火，结果落入政府之手，而且一遭粉碎，在广东的全部兴中会组织也就烟消云散了。该组织招募新成员的直接目的是袭击广州各个衙门；然而袭击失败，也就没有什么能使之团结在一起。因此，在策划在广东进行第二次政变之前的五年中，中国大陆上看不到兴中会存在的痕迹。当领袖们被迫离去以后，香港的组织工作也宣告停止。
作为一个革命的工具，兴中会的主要缺点在于其组织活动的短暂性。它所设想的作战计划并不坏，但除了作战计划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但是，它的领导者着迷于夺取广东省会的思想本身，并不表明他们目光短浅或缺乏战略思想。一切革命都是从政变发展起来的，正如拉斯韦耳所说的：
成功的革命暴力，有赖于军事政变同群众的不满的危机相结合。政变可由一小批消息灵通、装备良好和训练有素的突击队来进行。但是，能否得到一批忠诚的密谋人员，能否在整个行动过程中始终得到群众的支持，这就有赖于危机之前的宣传准备。
广州起义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打下这个基础。少数人的背叛和起义机构的失灵，都是当初忽视组织和宣传工作的后果。
然而，孙中山所采用的策略也有其可取之处。他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方面人物罗致在一起，并通过一个军事计划给他们一个统一的外表，从而找到了一个迅速而有效的威胁政府的方法。组织和宣传工作需要耐心，而图省事的策略符合于孙中山的个性和知识分子的特点。他所喜欢的是“事实本身的宣传”，它虽然不会导致立即取得政权，但可以在群众中造成“一种大有希望的气氛”，同时在政府内部散布恐惧和不安。这种行动的影响逐渐积累起来，能给当局带来彻底的垮台。因此，不应该将广州起义视为一个失败了的、孤立的事件，而应视为持续了十六年的加速清王朝崩毁的一系列起义的范例。
简言之，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孙中山从此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由于广州起义，他终于不仅在香港和广东、而且在北京也受到了认真的对待。由于广州起义和清政府那种要追捕他直到天涯海角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一年后便把孙中山一下子抬高到一个显著的地位，这种地位同他所掌握的微不足道的组织力量是不能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