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年代里，学生的刊物和小册子反映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倾向。他们忧虑的主要是外国的侵略。他们把这种侵略归因于蕴藏在近代工业社会中的一种动力。总之，他们发现了帝国主义这个现象。中西交往的各个方面，诸如教会、学校、医院、贸易、工业的发展和筹措资金，都被看成是欧洲人引诱中国并掠夺其资源的强烈欲望的一部分。在试图了解这些年轻的中国人的心情时，倘若去纠缠他们的分析是否正确，诸如帝国主义是否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阶段等等，那是文不对题。杨说得好：“历史真正的主要课题，不是已发生的事情，而是当事情发生时人们的感受。”
梁启超和最先受他鼓舞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大概都受到日本有关帝国主义影响。这是一个日本已进入扩张主义阶段，而帝国主义既有辩护人又有起诉人的时代。浮田和民就是它的辩护人之一，他的《帝国主义》一书早在一八九五年就译成了中文。一九○二年，也就是刚好在此书出版一年之后，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也被翻译过来了。浮田的书，想把军国主义者所奉行的侵略的扩张主义和表面上受经济利益支配的“自然”扩张区分开来，为一种以英国为榜样的仁慈的帝国主义辩护，认为这种帝国主义在开发殖民地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好政府。尽管中国人不可能有浮田对仁慈的殖民统治抱有的那种热情，但他们肯定对他关于帝国主义是过剩资本的必然出路的论证有着深刻的印象。无论如何，浮田直言不讳地为日本对亚洲大陆的帝国主义政策进行鼓吹，指出中国对近代工业强国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但在另一方面，幸德秋水是个社会主义者，他谴责资本主义及其造成的帝国主义。他认为帝国主义像“林火那样蔓延”，指责它是不折不扣的“武装的强盗”。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结果，只有世界性的社会革命运动才能消除它。
中国人通过幸德秋水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还可能间接地受到美国的反帝国主义者的影响，他们曾为反对美国吞并菲律宾进行过艰苦的斗争。同传统的美国大陆主义决裂，曾经是一九○○年布莱安与麦坚尼竞选总统时的重要问题之一，反帝国主义联盟也严厉谴责罗斯福、马汉所宣扬的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詹姆斯、萨姆纳、康蒙斯等有影响的学者都列入了反帝的名册，而马克·吐温称它是“一种为掩盖商业上的贪婪和权力欲望而设计出来的貌似至诚的骗局”。由于受到布尔战争的激烈震动，在英国也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方面的著作。一九○二年，霍布森著名的《帝国主义》一书出版了，这时正是学生开始觉醒的时候。
中国知识分子对他们置身的世界已有了一个严峻的看法。不难相信，他们是独立地得出类似的结论的。不管是否如此，反正这些中国青年的思想与同时代的西方社会评论家的思想大同小异。甚至在用列宁的经典分析去进行探讨之前，这种思想就作为资产阶级揭露扩张主义的副产品而产生了。他们从经济上对帝国主义进行了解释。
一九○一年，在《开智录》上发表的《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是有关这个问题最早出现的文章之一。现代帝国主义被认为是纯粹的侵略，它是由科学进步、人口增长、国家间的强弱悬殊，以及欧洲人在完成其内部革命之后得到暂时的喘息等因素造成的。商品过剩和对市场的需求，则是它的直接原因。作者认为，帝国主义已在三个最先进的工业国家—英国、美国和德国—占支配地位，它们下一个殖民目标就是中国。南非和菲律宾这两个最近的例子就是前车之鉴。帝国主义在二十世纪将达到它的顶点。在义和团事件期间，“于我国北方演出极低度野蛮之惨剧”，此实“亚利安族一时跌落假面，而现出其本来面目也”。虽然有人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孤立而非预谋的事件，但作者回答说，在南非“尽化为沙土”之后，谁能判断这个时代不会以残酷为标志？虽然人们希望二十世纪成为自由与公义的时代，但他断言，二十世纪的自由与公义将倒退到比十九世纪还不如的境地。
一九○二年夏，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对帝国主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一个作者写道，二十世纪的竞争，不会像上个世纪那样由政治引起，而将由经济引起，并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近代科学的进步使消费赶不上资本的增长，导致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就像一群“饿虎”一样。这并不是因为政治家、军事家有“野心”，而是因为商人和工业家有“野心”。他声称，“吾往日见专制君主之威势之野心为可畏，今日又见资本家之威势之野心其可畏乃更甚也”。过去，一个公司就征服了印度，而今，大英王国、北美合众国、大德联邦、大日本帝国，“皆一公司也”。它们的政府都是为公司服务的。“其君与大臣，公司之事务员也，麦坚尼、张伯伦，其事务员之卓卓也。……今日之膨胀者，岂止英、美；其受膨胀者，岂止杜、非”。
他谴责帝国主义者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或根尼这之极端之个人主义，或凭借达尔文之进化论，……反言之，则强盗主义也”。它与“天职”、“义务”、“文明”、“野蛮”全不相干。欧洲人只因为没有足够的东西来满足他们的贪婪，所以才“羡人之足”。在回顾中西贸易关系的历史时，作者力图解释作为最近欧洲列强政策特点的策略变化。指出外国人在十九世纪从军事上战胜中国之后，预期这个国家将被瓜分，于是开始抢夺势力范围。但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它们突然开始鼓吹保全中国的主权，实行门户开放。“而瓜分云者，势力范围云者，皆政治上之侵略，……保全云者，开放云者，皆经济上之侵略”，显而易见，这种经济侵略，其结果为祸更烈。
作者解释说，列强之所以改变策略，是由于义和团运动之后，他们认识到瓜分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世界贸易的中心已经移到太平洋地区，欧洲人和日本人已集注于中国的市场，控制这个市场，无需承担政治管理的额外负担。由于中国的经济潜力还没有枯竭，还由于外国人的利益仍在增长。
作者断言，只有依靠经济竞争的能力，才能在现代世界上图存；在即将到来的经济竞争中，中国人不可依赖政府的帮助，因为这个政府历来是阻碍工商业发展、压抑中国人民固有的工商业才能的。只有民族主义才是救国之道。中国人民必须重复欧洲人的民族觉醒，它曾经震撼十九世纪的欧洲并在二十世纪创造了强大的经济力量。
《国民报》的一位作者指出，现代帝国主义可以亡其国而不占其地。它用削弱受害者主权的方法来使它“无形之亡”。他问：“中国之主权果安在哉？”外国军队在中国的领土上剿匪，外国人审判中国的罪犯，外国人控制了中国的沿海、内河、海关和交通，显然，中国的主权实已荡然无存。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再也没有比湖南的知识分子更为警觉的了，他们是一个具有排外传统的省份的居民，在外国资本的猛烈进攻面前，他们的栅栏是最后一批倒下的。湖南最雄辩的民族主义者之一陈天华，用“民族帝国主义”一词来描述外国资本的这种猛攻，而且也把它看作是人口过剩和追求土地的结果。他在《猛回头》和其他煽动性的小册子中，详细地阐明了外国掠夺的原动力及其对中国的危害。
陈天华的同乡杨守仁，在他一九○三年出版的《新湖南》上，也对现代帝国主义的罪恶含义和人们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对它所作的辩解作了详细的说明。杨守仁认为，有两种力量左右着西方的政策。首先是悠久的建立民族的国家历史原动力，近世则从民族主义演变为帝国主义。虽然在民族主义中已经包含有帝国主义的种子，但最初仅限于少数武夫健将的“野心”。民族主义一旦变为帝国主义，情形就不同了，“其为此主义之原动力者，非出于政府一二人之野心也，国民生殖蕃盛之力之所膨胀也”。工商业的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本，从而使帝国主义的信念支配着整个民族。这给予现代帝国主义以巨大的原动力。其力量之猛，“若倾海水而注之大陆”。
在论证了全世界的帝国主义正集中于一个目标—东亚，实际是中国—之后，杨守仁断言，如果中国人民不觉醒起来，他们将遭到与美国印第安人同样的命运。此外还有夏威夷土人的例子，这些土人自从白人来了之后正在被消灭。他因此问，当白人成为中国的新主人之后，其暴虐之酷烈，谁能想像？
接着，杨守仁全面论述了帝国主义图谋的整个计划，并把它归纳在“殖民政略”这个论题之下。这个政略推动了他们的全部计划——租借土地、建筑铁路、采矿、发展工商业、传教等等的政策。开始，它们在这些方面的要求是有节制的，但最后却僭取了中国领土的主权。它们的租界尽管叫做势力范围，实际上都是政治之地。许多省份便整个被用这种方式吞并了，被外国人垄断了交通和矿产。“招牌未改，而数百年之老店已盘顶于他人”。
杨守仁认为，整个西方世界——记者、政客、军人、神学家和工业家——都卷进了这个殖民政略。他把当前的门户开放政策，也看作是帝国主义者狡猾的策略。列强发现可以利用清政府达到它们的目的：“满洲政府为之？，而列国为之罗。”至于他的家乡湖南，杨守仁发出警告说，除非对白人进行抵抗，否则，白人就会把当地的不肖之徒征集起来维持本省的治安，好像英国之利用印度军队，俄国以波兰人攻波兰人一样。当联军进犯北京时，中国的基督教徒在前面带路，死于对国人的战斗之中。英国占据威海卫后训练华兵，而德国据胶州湾亦练华兵。这些军队决不会用于欧洲大陆，也不会用于美洲大陆，“其必用之我中国也，决矣。……湖南之入白人手中也，则亦必练湘勇，以湖南人仇湖南人，以湖南人杀湖南人”。
按照杨守仁的说法，湖南当地的反基督教骚乱与帝国主义的渗透有着肯定的内在联系。湖南的矿工无知，“但隐约闻说膏血为洋人所吸取，权利为洋人所侵夺，不知所以自救之术，以为今日杀一洋人，明日烧一教堂，足以殄绝其野心而杜塞其来路矣”。衡州教案赔款至三十七万镑，辰州教案则至八万镑，如果再出教案一二事，则举全省地皮鬻之而不足偿。但这仅仅是帝国主义图谋的一部分：“因矿山之交涉，而有教案，将复因教案而成矿山之交涉，矿教二事相缘无已。”
传教士公开宣称的目的与他们政府的实践不一样，也受到《大陆》一位作者的攻击。他写道，“夫耶氏之旨，平等而博爱，本与吾古圣人敬天爱人之义无殊”。然而外国人不是改造中国的道德和习俗，而是利用中国的软弱，所以胶州、旅顺、大连和威海卫都成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牺牲品。“联军入京，大肆淫掠，凡文明人所不忍施之禽兽者，彼则毅然施之我。……然则博爱平等之教义，果何在乎！”欧洲人在其本国曾为宗教的目的而进行血腥的战争，杀人如麻，“然未有阳袭公义之名隐图私利之实，如待我中国者”。
此外，这个广泛的反帝主题，导致了义和团名誉的恢复。他们的勇敢和爱国精神受到赞扬，而他们愚昧无知则被引以为憾。联军攻陷北京后，与其说是义和团的暴行，倒不如说是外国人的凶残引起了学生的注意。在评价义和团的功绩方面，又是梁启超的一个刊物首先发出一种肯定的新调子。
保护华侨是反帝主题的另一方面。梁启超、邹容和其他作者都谴责白人对华侨的迫害。一九○二年，梁启超在夏威夷出版的《新中国报》号召对美国的排外政策给予有力的回答，提出了抵制美货的建议，这个建议几年后终于付诸实践。对那些怀疑抵制是否合法的人，作者引用朱熹的名言作为回答，这句名言，人们将在四十六年之后再从毛泽东那里听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另一方面，欧榘甲表现出对那些富有的、被同化了的华侨的蔑视，孙中山的良师益友、英国化了的香港华人何启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欧榘甲悲叹香港富有的华人对布尔战争纪念基金和维多利亚女王万寿基金的捐献比这个殖民地的英国人捐献的数目还多。有成就的华侨把自己的利益和东道国而不是和大陆的颠覆运动结合起来，这种倾向也恰恰证明是孙中山后来在较大的华侨社会中筹款受到限制的原因之一。
像梁启超和年轻的知识分子对外部世界所持的这种好斗态度，除了在兴中会章程序言这个有限的范围外，孙中山从未公开表示过，而且可以肯定，他的代言人何启也没有吐露过。同时，在阐述人权、宪政和共和政体的纲领方面，《新民丛报》和许多小册子的作者，都远远走在孙中山的前面。例如，杨守仁在一九○三年的著作中，把个人权利和民族建国主义看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两大原则，它们是在西方发现而为中国的复兴所不可少的。这里，我们有了孙中山在一九○五年才第一次清楚地阐明了的三民主义中两大主义的样本。在《新民丛报》一篇未署真名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更为近似的论述，这篇文章也写于一九○三年，它认为近世欧人有三大主义：多数人之权利、租税所得之权利和民族之国家。《新民丛报》的这位作者还进一步指出，虽然欧洲人一般地达到了政治上的平等，但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仍以不平等为特征。他是如此说的：“国之土地权财产权，非尽在少数富者之手，而不归多数，且富者益富，贫者益贫，日趋于最少数乎？”这比孙中山的论述还要早，但作者没有详谈，认为“此已侵社会主义之范围”，不是他目前所关心的问题。
虽然孙中山的反满主义在一九○○年以后得到学生的支持，但学生对清廷的指责却有不同的理由并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当求助于会党时，孙中山曾想利用他们对异族统治者的传统反感，但当他和他所关切的外国人谈话时，他就责备清统治者阻碍与西方建立友好的关系。而学生则主要是对中国人讲话，他们指责清统治者向西方让步。知识分子的反满主义正像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文献中所反映的那样，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副产品。为什么外国人能够夺取中国的大片领土，侵犯中国的主权？学生民族主义者最普遍的回答是，因为清统治者认为，“与其授家奴，不如赠邻友”。这句话以不同的说法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文章和小册子中，有人认为这是可恨的清廷大吏刚毅或荣禄说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句话出自梁启超，他不但知道得更清楚，而且后来还驳斥了革命党人关于满洲人从文化上说并非中国人的论点。然而，把清统治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仍然是学生的刊物和小册子所表现的普遍态度。杨守仁指责欧洲压迫者把清政府看成他们的“守藏之胥”。陈天华则认为清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征服中国的傀儡。邹容警告说，汉人将被他们目前的监工满洲人移交给外国人当奴隶。他大呼道，孔子的故乡山东这个有如“耶稣之耶路撒冷”一样神圣的地方，已被满人奉送给外国人，他谴责满人把中国的土地给予外人有如“他人之财产”。
还有其他许多对满人的谴责，其中包括谴责满人不相称地占据了政府中的高级职位。《新民丛报》提出，共同的历史在近代民族主义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在汉人和满人之间没有共同的历史纽带，因而阻碍了汉族的爱国主义的发展。该报断言，就是一个统治者拥有拿破仑那样的权力，也不能把具有不同民族传统的人民联合起来。
还有一种反满论点，它的意义深长之处是它对反满革命具有手段的价值而不是终极的价值。杨守仁除了警告在清王朝的统治下，中国人只能举行“原始的起义”来反抗外国侵略者之外，他还发挥了一种论点，与汤因比的“挑战与反应”原理不谋而合。推翻清王朝将激起对欧洲和日本入侵者的有效抵抗。他说清政府永远不能把蒙、藏和其他组成中华帝国的“种族”联在一起，而汉族由于受排满和排外两股刺激力的推动，却能做到这一点，还有一点是意义深远的，杨守仁不是坚持要消灭满人，而是宣告，一旦汉族在他们的民族斗争中“自相吸集”，他们就会帮助满、蒙、藏、回各族完成他们的“自相吸集”，然后“集权于亚洲中央政府以抗御白祸”。杨守仁认为，满族统治汉族，这就是向白人表明汉族的势力“未及成长”，从而怂恿其侵略。
排满主义无论作为维护中国民族气节的一种刺激力或是作为有效地抵抗欧洲侵略者的出发点都是需要的，这个论点也得到林獬的发挥。他指出，如果我们“没有倒满、逐满、排满的能力，别的事也不用办了。……能够杀便能够生。德意志共各州联邦，他没有优胜于各州的力量，安见各州肯共他联合起来？若道现今排斥异族，我汉种没有这种能力，试问既没有排一族的能力，却到有统治各族的威权么？”他进一步论证了中国人民怎样在掠夺性世界影响下，促成了自己的民族觉醒：
如今世界种族竞争剧烈得很，我们汉种要想与世界人种竞争，这种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养成的，……必先在小的地方试一试。若这小小的排除满族之事都不能干，那帝国的政略，统治的威权，却何时可以造成呢？……如今当这种族竞争的世界，我们所应该对付的有两种：一是共同一致对着满洲政府，实行攘夷；一是共同一致对着大陆各国，实行自卫。邹容也宣称：“欲御外侮，先清内患。”
就在此时，章炳麟这位年长的和最有影响的民族主义作家，也断言反满应先于反帝。一九○三年，在著名的《驳康有为书》中，章承认中国还未强大到足以把欧洲侵略者赶出去的地步。但他认为，反满革命将使这个国家具有最终达到反帝目标所需的团结和自信。他还驳斥了康有为论点：内部起义不可避免地会招致外国进一步的侵略。虽然欧洲人喜欢利用这样的机会，但他认为，欧人非常讲究实际，不会去和一个团结的中国较量。如果革命很快完成，又能避免发生排外的事件，外国人就不得不承认它。明治维新对处于困境的中国来说，是个很好的榜样。尽管法国人支持幕府将军的统治，但支持帝国的倒幕势力的示威运动，迫使他们不敢插手。
一个意味着抛弃中国的专制主义和推翻“异族”统治的反满革命，要求有能够使用暴力、煽动群众和“志士”的人来领导。在俄国恐怖主义者的巨大鼓舞下，学生作者们以成百页的篇幅赞颂革命，促进了对暴力的崇拜。
事实上，在民族主义者的著作中，特别是在邹容、陈天华、杨守仁、刘师培和林獬的著作中，对暴力的肯定是如此的极度狂热，以至使人感到有一种革命至上的倾向。革命的反满主义，最初是作为一个过渡目标，或是一种手段提出来的，其目的是对抗外国人，但由于醉心革命，就把它本身看成目的了。以为革命或以革命名义所干的任何暴力行动本身就是成功的标志，是中国人成熟的一种标志，当学生民族主义者试图把他们的理想付诸实践时，这一点就变得十分明显了。
到一九○五年，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开始认识到他们所希望承担的任务十分艰巨。他们怎能完成这么多的任务：推翻清王朝、建立立宪政府、纠正外国人干的不公正的事。他们的良师益友梁启超决定在大喊大叫地反对清王朝之前，致力于改革制度和增强国家抵御列强的能力。尽管学生同样意识到外部的威胁，但还是选择了一个比较容易攻破的目标——摇摇欲坠的清廷。他们以同样的态度回避革命的社会含义和文化含义，这些在他们的辩论中只稍稍触及而已，而梁启超则继续对之阐述，并把反满主义提到最优先的地位。
急于求成的心理养成了他们的潜在的怀疑：中国对多种多样的挑战是否具有迅速反应的能力。他们的怀疑、悲观和急躁，反映在他们热衷于个人暴力行动和英雄主义上，用它来代替一个建立在民众基础上的民族主义的社会运动。林獬甚至告诫，由于民众革命会招致外国借口保护传教士和商业利益而进行干涉，因此刺杀中国政府的重要官员，便可避免这种借口。尽管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常常鼓吹教育和唤起民众，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却选择自我牺牲作为激励群众最迅速的办法。他们已经有了一八九八年谭嗣同选择牺牲所作出的榜样，相同的态度在一九○○年史坚如的英雄行为中也可见到。杨守仁最后也走了这条道路，这对于洞察年轻的民族主义者的心情同样具有启发性。尽管在一九○三年杨守仁曾鼓吹在湖南发动一次民众革命，但在次年他却想炸北京的皇宫，以此一击“震动天下”。最后，在一九一一年春，他因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而自杀了。早在一九○五年，他的湖南同乡陈天华也以同样的原因自杀。这两位最有影响的民族主义小册子作者的共同遭遇，说明了绝望的情绪紧紧地扣住了中国青年的心弦。
这种绝望的情绪给反满主义增加了神圣的光彩，而使民族主义的锋芒偏离它原来所针对的西方。这并不是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忘记了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心愿，而是他们对赢得这样一场斗争感到绝望，因此只好在对外关系上采取守势。他们希望一个国内的政治革命会给中国带来国际上的地位和尊重，从而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阴谋之彀。总之，他们感到除了权衡轻重外别无选择，而当他们最后的抉择是反满时，孙中山的主张也就变得比较容易接受了。
此时，孙中山正准备向他们提出一种更为简单明了的革命战略。它的主要内容是：民族主义、民众的主权和英雄领袖们的监护作用。孙中山现在只要向他们作最后的保证，即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出现的外国思想，是可以有效地移植到中国的。孙中山，这个学生民族主义者如此痛恨的帝国主义者的伙伴、传教士和买办的徒弟，最后竟成为他们的领袖，这是中国革命令人惊奇的转折之一。它表明民族主义者迫切要求一种简化了的救国之术。它也说明孙中山有着迅速取得成就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