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他的难友陈少白、郑士良在香港急于澄清他们的身份。孙中山估计中国政府会要求引渡，他按康德黎的指点去与一位英国律师商量。但是，这位律师不能为这个案件找到一个先例，只是劝他们马上离开香港，以免吃清朝暗探的亏。一个偶然的机会决定了他们去日本：因为有一艘日本货船第二天启程回国，这艘船上有舱位。据早已注意孙中山行动的香港警察说，孙中山于十月三十一日从汇丰银行里取走三百美元，然后避开警察上了船，这只船载着孙中山及其朋友开往神户，一路上他们历尽了惊涛骇浪。
他们离开的第二天，广州总督要求交出被怀疑在这个殖民地避难的孙中山和其他四个人，但罗宾臣总督的答复指出，英国不愿交出政治犯，此事只好暂时作罢。
他们于十一月十二日在神户登岸。在那里，那三个起义者方才知道自己的领袖因广州事件而遐迩闻名了。他们所读到的新闻报道上的措辞，也使他们有理由去考虑他们反朝廷计划的历史含义。虽然他们谁也不懂日语，但日本使用的汉字，使他们能看出报纸上一条宣布“中国革命党领袖孙逸仙”到达日本的消息。孙中山及其朋友感到惊奇的是，日本人所称的“Kakumei”，用中文读起来不是别的，正是“革命”，这尽管是个熟悉的用语，但他们却从未把它同他们自己的政治目标联系起来。这个词对日本人来说是按西方的意思作“革命”解的，可是在传统的汉语词书里，它的含义却完全不同。这个词的字面解释是“变革天命”，但事实上是指王朝的更迭，一个王朝为另一个在制度上相同的王朝所代替。因此陈少白才大吃一惊地说，“我们从前的心理，认为要做皇帝才叫革命”，因此，孙中山没有采用这个意仅为“王者易姓”的术语，就可以理解了。
代替“革命”，他们用另外一些传统的用语如“造反”、“起义”或“光复”来解释他们的活动。除了“光复”是指汉人起义反对非汉人的统治者外，其他用语都缺乏任何积极的政治内容；他们所指的仅仅是地方性的、而不是全国范围的群众抗议运动。按通常的习惯，它们可能是指那些武装反抗不法官吏或贪婪地主的豪杰们的英勇事迹。对儒家知识分子来讲，造反当然是“大逆不道”的，而孙中山避用的“革命”这个词，则是一个受到尊重的儒家用语，因为它的使用，表示知识界对一个新的王朝盖章批准了。
想到论“革命”的最有权威性的章节，“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孙中山就对日本人给一个传统的中国术语赋予现代的意义由衷地感到高兴。现在他可以利用这个含义丰富的词，运用到实际中去了。权威能使这个制度变革的新概念增色生辉。他说，“今后，我们就称革命党”，陈少白写道，日本人使用的这三个字的“影像印在脑中了”。
这一行三人继续前进，很快就到了横滨，有几千广东人在这里居住。依靠孙中山去年在这里的关系，他们得以安顿下来，并且创建兴中会的一个分会。这是个约有十人的小团体，成员包括冯镜如和裁缝商谭有发。“无辫仔”冯镜如在过去的一年中一直是孙中山的积极支持者，他被选为会长，他的年仅十三的儿子冯自由，则担任送信的工作。不过，横滨华侨的反应是消极的，想使组织迅速发展的希望很小。虽然华侨并不缺乏反满情绪和对孙中山个人的敬仰；但是，同以前来此访问过的那个鼓动者相比，现在是一个真正的造反者，和这种人交往，他们就感到犹豫不决。中日战争结束后，中国领事正要返回横滨，他们估计很快就要遭到领事的查究。因此，他们的勉强这时就表现得特别明显。
但是，孙中山不想为消除一个人数不多的华侨社会的恐惧心理而花费精力。他只满足于鼓动他所找到的少数几个具有战斗精神的人；然后就转向人数较多而又比较富裕的夏威夷和美国的华侨社会。他还希望当他在这些华侨社会中进行组织工作时，能够更加安全，不受清政府暗探的影响，孙中山知道自己是个被追捕的罪犯。所以，在日本他就开始制造一张保护伞，把自己伪装起来，这使追捕他的人不免上当，而至今仍使他的传记作者感到迷惑。
首先，他改变了自己的外貌。他剪掉辫子，留了胡子。由于他脱下长袍，换上西服，看上去像是个现代的日本人了，这个变化既使他感到惊奇，又使他感到放心。此外，他使美国驻横滨领事相信，他出生于夏威夷，因而获准进入美国。
孙中山所作的环球旅行和搞起义的短途旅行，除了靠他善于掩饰的本领外，也靠他善于筹措资金的能力。他尽管从未筹集到足够他的军事冒险实际所需的经费，但他似乎总是能够感动一些人，使他有旅费一站一站地走下去。此次，当横滨兴中会未能筹措到他所需的五百元旅费时，冯镜如和他的兄弟就如数借给了他。孙中山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从不贪财，不论他得到多少钱都全部用在事业上，从不忘记自己同志的需要。这一次，他给了陈少白和郑士良每人一百元。由于郑士良的名字不在清政府的通缉名单上，他就受命回到香港，在那里，他可为将来的起义打下基础。这笔借款五年后偿还了，而它对于革命事业是起过十分重要作用的。
陈少白尽管想留在横滨，但不久就连冯镜如也对他的在场变得局促不安，为此他前往东京，在那里得到了营原传的帮助，菅原传是一位牧师，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在夏威夷时，曾同他见过面。
与此同时，杨衢云由于在香港被英国当局认为是主犯，便朝着相反的方向跑到东南亚各个港口去。此后两年，杨潜伏下来，只通过谢缵泰与原来的起义者保持联系，而清政府对孙中山狂热的关注，则有助于使他被视为运动的支配人物。
一八九六年一月，孙中山抵达夏威夷，他发现从上次访问以来，虽然兴中会的会员有所增加，但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却使他们的士气低落了。他用各种办法试图使他们振作起来。当时，一贯密切关心夏威夷华侨的芙兰蒂文，建议他们进行军事训练，使他们适于领导中国革命，孙中山于是组织了一个“军事教育会”。维克托·明柏，这位从前在中国水师做事的丹麦海军大佐，用木枪在蒂文的书院操场着手训练四十名青年，但他们很快就失去兴趣，这个计划也就停了下来。孙中山还千方百计通过“中西扩论会”这个同檀香山华人报纸《隆记报》有联系的俱乐部，来争取人们的支持。
孙中山六个月后在筹措经费上相当顺利，但在促进组织的活动上却失败了。他在夏威夷的长期停留，或许是出于个人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原因。广州事件后，他的亲属留在国内是危险的，所以自前年下半年起，他的寡母、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已在茂宜同孙眉住在一起。他的一个儿子生于一八九一年，一个女儿生于一八九五年，第二个女儿在一八九六年出生。幸亏孙眉忠实地履行了长子的传统职责，孙中山才得以避免家庭的拖累而继续从事他的革命事业。
当孙中山在夏威夷时，康德黎博士在返英途中，正好在此作短暂停留，孙和他不期而遇。孙中山开始是否想在美国之行后游历欧洲，这一点不能确定，但当他得知康德黎此行的去向后，答应到英国拜访他们。康德黎仍然希望孙中山继续他的医学研究，希望他及时到达，赶在秋天上课。
如果孙中山是一个不十分坚定的鼓动家，他就可能完全接受了康德黎的建议，特别是他后来在美国三个月的逗留，那是比在横滨或夏威夷更加令人失望的岁月。在从旧金山到纽约的旅途中，孙中山经常停下来，他走了许多地方，但皈依者却寥若晨星。在这里，他的一个最大的障碍是：中国公使馆了解他的动向，向华侨发出了警告，而这些华侨在任何情况下对政治都是漠不关心。在旧金山时，孙中山摆好架势让人照相，而一张复制的照片很快就到了公使馆手里，这样一来，曾给他不少愉快和信心的伪装也就不起作用了。他的每个行动都被跟踪，中国官员甚至求助于书法上的把戏，企图使他丢脸。他们在“孙文”的“文”字边上加了三点，使他的名字有着丑恶的意思，从而使华侨对他抱有成见。
然而，对清政府来说，广州事件以后收集到的有关孙中山的零星消息，一点也不降低他的革命能力。清政府认为孙中山是一个不屈不挠而又极为活跃的鼓动家，他威胁要用海外的财富来煽动国内的意见不和。因此决定要马上地除掉他，悬赏缉拿的布告张贴在香港、澳门、西贡和新加坡，同时世界各地的中国外交官都提高了警惕。九月二十三日，孙中山在纽约登上“麦竭斯的”号轮后，积极的中国驻华盛顿公使杨儒马上通知英国的同僚龚照瑗，要他在船靠岸后继续跟踪孙中山。
孙中山于十月一日到达伦敦，第二天，康德黎就在自己家附近为他找到了住所。孙中山头十天像普通的旅游者那样，从容不迫地观光游览。他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和国会两院。与喧嚣纷扰的东方城市相比，伦敦的清静使他十分赞赏。他毕竟是受过英国教育的人，当他漫步伦敦街头时，那些他曾被教导要加以尊敬的事物都变成活生生的了。
然而，正当孙中山漫步闲逛时，中国使馆已作好了准备。他一来到，司赖特侦探社就受雇跟踪孙中山，龚照瑗公使把全副精力都放在这件事上了。
但是，主要负责此事的是中国使馆的参赞马格里爵士。这位苏格兰军医、一七九三年英国首任中国布道团的著名首领的亲属，此时即将结束他的丰富多彩的生涯。他在参加克里米亚、印度和北京战役之后，于一八六二年加入中国军队，和太平军作过战。后来，他作为李鸿章的门客，在金陵机器局担任过要职。一八七七年，他在伦敦担任外交职务。马格里忠实地为他的外国雇主执行了许多重要而又微妙的使命，但在涉及孙中山的事件中，没有比他作为一个英国绅士同时又作为一个中国官员更为难的了。
早在孙中山到来之前，马格里就曾问过英国外交部，可否将孙中山引渡，遭到了拒绝。一八九六年十月十日，龚照瑗通过海底电报把这个情报告知了他在华盛顿的同僚。他还报告，他的侦探在跟踪孙中山，而且知道这个造反者的下一站是法国。
此刻，在他们显然已放弃了合法押送孙中山回中国的任何计划后，马格里及其同僚决定采取一个更加微妙的办法。虽然有关的确切情况后来引起激烈的争论，但在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一日，他们确已把孙中山囚禁在使馆的三楼上，并想方设法要把他押送回国。谭钟麟总督在国内正焦急地等着他的回来。
孙中山如何被囚？这倒不是为了判断使馆这样做是否合法，而是为了对孙中山的人格有一个更好的了解，同时对他的才能也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因为事情很显然，不管孙中山是怎样进入使馆，都是使馆官员们的过错。这件事是孙中山生平最大的个人胜利之一。这个胜利之所以成功，则应归功于他在外国公众面前所表现的机智和令人信服的风度。
位于波德兰区的使馆，恰巧在覃文省街康德黎寓所的附近。孙中山曾多次经过覃文省街，他常常是乘公共马车去的。然而他后来却声称，他从未注意到这个使馆，也不知道它就在此处。但康德黎曾开玩笑地问过他是否想去拜访使馆，孙中山只笑着回答：“我没有这个打算”；康德黎夫人则告诫他千万不要去冒这样的风险。孙中山从前在香港的另一位老师，在孙中山问他拜访使馆是否明智时，也告诫他要谨慎。后面这个谈话表明孙中山当时是有这个想法的。显然他认为他已经摆脱对他的跟踪。他认为中国政府不敢在英国的土地上加害他。除了想混进使馆，同那里能碰到的任何一个广东同乡高谈阔论一番外，他想要同中国人交交朋友。
然而，他自己的描述略去了十月十一日（星期日）他想进入使馆的打算。据孙中山说，他和往常一样，穿过波德兰区前往康德黎的寓所，正徘徊间，有一个中国人前来搭话，问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相互介绍和寒暄之后，孙中山被诱至楼门口，此时他还不知道这是使馆的所在地，这个中国人就是邓廷铿，邓离去后，当即又有另外两个中国人出来邀孙中山“一谈”。显然他们拉他进去，但没有真正使用武力，只是大门在他进去后锁上时，孙中山才起了疑心。他被迫上楼，友好的谐谑也就停止了。在楼上，马格里爵士对他说，他们已经知道他是谁，而且使馆楼房即为中国之地等等。
孙中山后来对英国一个调查员说：“我已知道马格里爵士写信给报社，说我是在星期六到那里。但我断言，我不是在星期五或星期六去那里。这个地方我从未去过。”孙中山的叙述看来可信。似乎有理由假定，假如他想捏造一个重大的情况来反对使馆，那么他可以控告使馆雇用的人以暴力绑架和囚禁他。然而他却宣称，他是被人“以友好的方式”骗进使馆去的，“没有使用暴力”。同邓廷铿谈话的记录，看来也十分可信。特别是像他所断言的那样，如果他不知道使馆就在附近，那么，整个事件就可能是这样发生了。这个情节，同孙中山在受到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所作的陈述是一致的，同他偷送给康德黎的信以及获释后立即向苏格兰场警署所作的陈述也相一致。这就是孙中山反复向他的英国朋友讲述，并在他的《伦敦被难记》中写下来的故事。
对比之下，由马格里当时所代表的使馆的说法，就是前后不一致和难以相信的了。实际上，出自马格里的叙述有四条，其中一条是报纸的访问报道，其余三条较为可信地描述了他的情况。十月二十二日，他对英国外交部的官员说，孙中山于九日主动访问使馆。马格里声称，这一次孙中山被允许离开，可是他再次来访时则被拘留了。第二天，马格里又拜访了外交部，并就有争论的孙中山的首次访问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孙中山因和一个任雇员的广东人谈到中国政局的不稳而受到怀疑。此外，在他离去之后，发现给马格里准备的文件不见了；估计是孙中山拿走的。基上述原因，孙中山在再次访问使馆时便被拘留。
但是，在十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在孙中山被释放和他的陈述传开之后，马格里写信给《泰晤士报》，强调孙中山的首次访问是在十日，这当然不是一个小的矛盾。此外，二十四日的《泰晤士报》发表了对马格里的访问记，马格里再次说，孙中山是在十日第一次来到使馆。报纸引用了他的话，大意说孙中山的这次来访是他亲自接见的，孙之所以受到怀疑是由于他们谈话的结果。然而，倘若孙中山的首次来访是他亲自接见的，为什么他在外交部或在给报社的信中没有提到？倘若孙中山真的偷了使馆的文件，为什么马格里一直等到孙中山第二次到外交部时，才提出这个罪名？而这个罪名是可以支持拘留孙中山的理由的。
有人提出，在《泰晤士报》的访问记中，马格里的话被弄错了；另一种推论是，他自己不知道所传的孙中山的首次来访，而只是重复别人向他说过的话。马格里陈述中的这些矛盾，以及他在这个案件的其他方面使用的不够诚实的手法，使英国的调查者都觉得是弄虚作假。那么，从孙中山一到英国就监视他的侦探社又怎么样呢？看来，全部秘密的答案，就掌握在司赖特侦探社的那些坚忍不拔的侦探手里。想必可以指望他们知道孙中山在九日和十日的行踪。他们应能解释他在十一日是怎样进入使馆的。遗憾的是，这些侦探的活动，还没有达到小说中所描写的他们的同行的水平。司赖特的侦探们显然都是无能之辈，他们连续几天失去自己的跟踪目标。十月六日，他们向马格里报告说，孙中山的活动“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直到十月十二日，他们一直没有送过情报。到那时，马格里想知道过去几天司赖特的侦探发现了什么，他们一直盯梢的那个人与被拘留在使馆内的人是不是就是同一个人。可是他们只能报告说，星期六下午恢复了对这个目标的监视，他从寓所到国会两院都被盯梢。他在那里逗留了几个小时，并曾在斯屈朗路的商店橱窗看了看，然后回到寓所。星期天，一个侦探又在葛兰旅店街八号外面站岗，“然而此人不见离开宅子出来，无疑义的是因为天气不好有风雨的缘故”。人们当会记得，这一天正是双方都承认孙中山进入波德兰街的使馆楼房的一天。在孙获释之前，马格里在向报界的陈述中曾透露，孙中山不知怎样甩掉监视者溜走了，“他来到中国使馆，而不知道有受雇的私人侦探盯梢，这真是一件怪事”。然而，没有什么表明孙中山知道自己一直被盯梢，司赖特报告中的漏洞，只能归咎于它的侦探们的工作非常笨拙。
二十九岁的使馆仆役柯尔的证词，也没有说明孙中山是如何进入使馆的。他只知道星期日通常不来使馆的马格里在十一日上午十时被叫到使馆来。约一小时后，柯尔被告知，他在“星期天上午有个好差事，我们得把家具从一间屋里搬出去”。不到一小时，他就奉命去监视孙中山，孙中山已被带进这个房间，这间屋通常是由使馆的一个雇员住的。至于孙中山是如何进来的，柯尔和其他英国仆役都很想知道，但一直被蒙在鼓里。柯尔只听见一个中国人说，“真有趣，这个人是从那条路进来的，”而邓廷铿得意洋洋地对他说：“我真了不起！我真有办法！竟把他弄进来了！”
无论如何，柯尔的证词表明，使馆已预知孙中山的访问，或已预谋一个不寻常的事件；否则，那个星期日上午，在孙中山离开寓所之前，马格里是不会被召来的。总之，不是孙中山先前曾到过使馆，使馆估计他会再来，就是波德兰区的阴谋家知道他将到该区附近而决定诱骗他。但是，司赖特早先的报告并没有提到孙中山到康德黎家的路线，倘若马格里得到这个情报，那也肯定是从别的渠道得来的。马格里从未说过孙中山首次来访时曾与之约定第二次来访。因此，英国官方调查的结论是，十一日囚禁孙中山的计划，不是根源于先前同孙中山有过任何约会；而是基于一种希望，即孙中山将会在那个不寻常的上午路过那里。而这就是孙中山叙述中的一个弱点。译员邓廷铿决不会单独负起诱骗孙中山进入使馆的责任，从柯尔和孙中山的证词来看，预期孙的到来这一点是明显的。如果预料他的到来是如此有把握，那么很可能就是事先已约定好了的。
然而，英国官方的调查者—财政部的律师却认为对孙中山的有计划的扣留，与孙否认他先前曾有过一次访问并不前后矛盾。他假设使馆对孙中山的一般行动掌握得相当清楚，因而能预先定出计划。这位官员，即卡菲，把马格里的含糊其辞的陈述，与孙中山前后一致而又详细的叙述对比之后，认为“孙中山就十一日上午被诱骗至使馆的方式所作的叙述，大体上是正确的”；而“孙说他没有去过使馆，很可能是说了真话”。此外，由于他假定马格里是听信了的中国同僚的错误消息，所以他“高兴地认为”这个结论“不至于有损马格里爵士本人的诚实”。
但是，因为卡菲未能讯问使馆的其他雇员，他的结论被公认是不清楚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两个错误的假设之上：其一，司赖特的侦探向使馆提供的关于孙中山的习惯和活动情况，远远超过了他们实际上侦察到的；其二，孙中山既然“知道中国政府急于把他抓到手”，就不会去冒风险。第一个假设我们已有所论及，至于第二个假设，则没有考虑到孙中山的大胆和爱好冒险这一点。假如卡菲能去调查使馆的证人，考察有关的中国文件资料，他将对孙中山在十月十日和十一日的行为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并可能揭示出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首先，是法文译员吴宗濂的证词。吴在三年后写到这个事件时说，十月十日，当孙中山路经使馆时，遇见一个名叫宋芝田的学生。当孙问及雇员中有无广东人时，宋芝田便把孙中山带进使馆，并介绍给邓廷铿。孙中山自称“陈载之”，向他打听在英国的其他广东人的情况，并约定第二天上午来听回音。当邓廷铿注意到来访者的金表上有用英文刻的“孙”字时便起了疑心。后来，他和他的上司包括马格里在内作了商讨，马格里认为这正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人。于是制定了拘留孙中山的计划，星期日上午孙中山就落入了圈套。
这个叙述的要点——星期六的来访、化名、使馆招待孙中山吃过午饭之后便毫不怀疑他于星期日再来——由使馆的海军武官保存的日记证实了。此外，还有龚照瑗和他在北京的上司的来往信件。十月十二日，龚发海底电报说，孙中山用“陈载之”的化名来到使馆，此刻正被扣留中。倘若孙中山是在大街上被诱捕的，公使是用不着对总理衙门隐瞒的。
这个描述后来被孙中山的心腹之言所证实。陈少白，是孙中山回东方时迎接他的第一个亲密朋友，曾说过孙中山如何自夸他每天都到使馆去的事。后来，孙中山曾以较为谦虚的口气告诉胡汉民和戴季陶，说他是自己走进去的。他的朋友非常佩服他的大胆和公然进入敌人据点的革命热情。他们也懂得，为了给清政府抹黑和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说谎是必要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对事实真相加以修改，当孙中山对英国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他是直觉地把握住这一点的。谁也没有机会向他提出建议。他是自行采取这种做法的，而且在英国逗留期间他始终如一地坚持如此。他说服他的朋友康德黎和孟生，他们也坚定地支持他，保证他具有诚实可靠的性格。如果司赖特的侦探更高明一点，本来是可以揭穿他的，当他第一次对苏格兰场警署和报社谈话时，他还不知道自己曾被盯梢，但到第二天看到报纸上发表的马格里的陈述后，他就肯定地知道没有第三个人能够出来批驳他了。
然而，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十日和十一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无关紧要的。撇开孙中山进入使馆的方式不谈，马格里及其一伙在孙一旦进入使馆后对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明目张胆地滥用外交特权。看来是，当马格里发现孙是可以随便加以摆布时，他就认为他可以拘留孙而不用引渡。马格里的依据是：“华人之赴公使馆，既出自其人之本意，……即使指控他、怀疑他、拘留他，……外人实无干涉之权。当然，设其人在使馆门外，则办法从而大异。盖门外为英国之领土，公使馆非先请拘票，即不能逮捕他。”然而，由国际法的权威们支持的英国人则强调说，“即使孙中山自愿前往使馆，对于中国公使来说，拘留他也是（不）正当和（不〕合法的行为”。
孙中山所叙述的他被拘留的情节，实际上已被英国当局的调查和后来对中国档案的研究所证实。马格里囚禁了孙中山，而且做好了用船把他押送回国的准备。孙中山被捕三天后，马格里与格来轮船公司的一个名叫麦克格雷戈的人联系，开始谈判把一个“疯子”运回中国。马格里还拍电报给清政府，要求租一只船，随后就被授权用七千英镑来办这件事。这是清廷为捕获孙中山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
马格里同孙中山第一次会面时仅仅告诉孙中山，总理衙门已得知他被捕，他的命运取决于总理衙门的答复。孙中山很清楚从清政府他能得到什么，这才感到他必须捎信给他的朋友们。但是，马格里似乎把每一条路都封锁了。他在孙中山的房门上加了一把锁——屋里的窗户上钉有板条——在房子外面布置了守卫。马格里预料到孙中山要收买他的那些看守，便下指示：凡是犯人给的钱他们都可以收下，凡是犯人写的信都要交给他。第二天当孙中山请求柯尔为了“拯救一个人的生命”把一张便条送给一位朋友时，这封送给康德黎的信就落到马格里的手里了。柯尔从中国仆役那里得到孙中山是个疯子的印象，他企图哄骗这个囚犯，向囚犯保证说，那张便条被扔到窗外去了。
差不多有一个星期，孙中山一再恳求柯尔和安慰过他的英国仆役接受他写给康德黎和孟生的信。他甚至用纸包着硬币，使之加重分量，以便他们易于把便条扔到窗外去。他也曾借故把窗户打开，亲自把一张便条扔出，但仅仅看见柯尔把它捡了起来。这一张和所有其他的便条一样，被送给了马格里，所以马格里采取进一步的戒备措施，把孙中山的房间里的窗户钉死，还没收了他写信用的东西。
不久，邓廷铿来奚落他，说他所有的书信都被截获，并且要把他送回中国。邓说：“我们要把你捆起来，钳住口，装进袋里带上船。这船我们已租好了。”又说，假设不能把他偷送出去，他们就要在使馆里杀死他。“使馆就是中国，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
在此期间，孙中山的身体并没有受到伤害。他甚至得以享受丰盛的湖南菜肴，这些都是龚照瑗和他的工作人员准备的，但由于怕食物有毒，孙只叫柯尔送来面包和牛奶，有时加上两个生鸡蛋。当孙抱怨太冷时，柯尔还奉马格里之命，给他送来增加的毯子。然而，他由于极端的恐惧而非常苦恼。他常常想像，如果他活着被送回中国；那么，他的“眼睑将被割掉，最后将被碎尸万段”。
但是他仍然觉得柯尔是可以争取的，他把这个人看作是使馆这个机构中最薄弱的一环。虽然在星期五，这个仆役仍拒绝传递另一张便条，但已相信孙中山的精神正常。第二天，当孙中山再次请求帮助时，他要求让柯尔考虑之后再说。孙中山究竟怎样说服这个英国人尚不清楚。孙中山把自己同“伦敦的社会党领袖”相比拟，声称他在中国也领导了一个同样的党。但是，孙中山当与柯尔的陈述对质时坚决认为他“没有谈及社会党人”，他只是把他的困境同受到土耳其人迫害的阿美尼亚基督教徒的境遇相比而已，这在英国曾广为宣传过。这是个较小的不一致，但它是又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它说明孙中山在争取公众的同情方面善于抓住关键时机的才能。柯尔没有理由撒谎，而且看来他也编不出这类的故事。但是，当孙中山面对英国官员，特别是在写他的书时，他是急切地要利用宗教问题。这时他已具有一些社会主义观点，但他显然觉得把自己与受迫害的基督教徒相比拟，在英国会有更广泛的控诉力。为了证实自己在这方面的诚意，他后来对那位“发现他值得信任”的孟生博士说，他是一个天生的基督教徒，而不是一个皈依者。
不管是求助于柯尔的无产阶级思想，还是他的宗教感情，反正孙中山还是拨动了一根更为世俗一些的弦。他给了柯尔二十镑现金，并保证如果他能给康德黎捎封信去的话，以后再给他一千镑。这位仆役这时肯定还在犹豫不决，星期六晚上他对孙中山说，他将在第二天上午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他。然而，在星期五，他已经征求过使馆女管家豪夫人的意见，孙中山只是在这里度过的第一个夜晚看过她一眼。当讲到孙中山的多次恳求时，她力劝柯尔把孙中山的一封匿名信转交给康德黎。
当柯尔决心帮助这个囚犯后，直到星期日才第二次见到豪夫人。这时，这位夫人已主动把孙中山被囚禁的消息第一个告诉孙的朋友了。星期六晚上，康德黎已经躺下睡觉，她按了康德黎家的铃，把一封短简塞进他的信箱。待博士从楼上下来时，她已经走了。这位夫人像柯尔一样也许担心丢掉自己的工作，不想直接卷进此事中去。然而她的信的本身，已足够使那位博士行动起来。信中写道：
君有友自前星期日来，被禁于中国使馆中，使馆即拟将其递解回华，处于死刑，君友遭此，情实可怜，如不急起营救，必将罹难。某虽不敢自具真名，然所言均属实情。君友之名，某知其为林行仙。
孙中山已经一个星期没回他的住所，康德黎早已十分关切，虽然已经深夜，他仍决定立即行动。他假想那位卓越的使馆参赞不会参与这种阴谋事件，所以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到马格里那里去，谋求他的帮助。当他来到这位外交官的住所时，没有人在家，由于前几天晚上有人企图来此抢劫，一个看守这所房子的警察告诉他，马格里已离开这里，半年内不会回来。于是，他首先去到梅尔蓬巷警署，继而又去苏格兰场警署，结果都失败，毫无进展。第二天，他发现马格里的房子仍然是没有人，便决定去拜访孟生博士。
与此同时，柯尔帮助孙中山的决心因豪夫人头天晚上的冒险活动而增强，他带来了孙的一封写在两张名片上的信。这位仆役先去使馆附近康德黎的家，后来在孟生家门前追上了博士。两位医生于是读了他们从前的学生的恳求：
我于星期日被绑架到中国使馆里面，将要被偷运到中国去受死刑，请即速救我。中国使馆已经雇好一船，载我回中国去，我沿途将被封锁起来，不能与任何人通消息。唉！我的大难到了！
孙中山还恳求康德黎为他“照应这个送信的人”，这时极需柯尔的合作。从他那里他们得悉这个惊人的消息，即马格里不但知道，而且实际上策划了此次“绑架”。
这天是星期日，但这两位著名的医生认识到每小时都是宝贵的，他们开始在伦敦到处报警。他们再次与苏格兰场警署联系，甚至去了外交部，把有关情况向值班秘书备了案。由于依然得不到采取行动的保证，孟生认为，如果直截了当地告诉中国使馆。他们的阴谋会败露，那么他们就会在采取任何不可挽回的步骤之前迟疑。他还认为单独前去较好，因为使馆已提高警惕，已把康德黎视为敌人。事情似乎是这样：两三天前，当孟生对孙中山的困境还一点不知道的时候，一个哈兰街的同事金博士来访问他，向他打听孙中山和康德黎的情况。因此孟生认为，他比他的朋友有更好的理由进入使馆。然而在波德兰区，接见他的是邓廷铿，他否认有孙中山这样一个人在这里。孟生在这次访问中没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但他让邓廷铿知道，警察和外交部已知道孙中山被囚禁。
为了寻求一切可能的办法，康德黎决定把真相公布于众。星期日晚上，他去泰晤士报社，把他知道的情况写了一篇报道交给他们。而报纸却认为应按照它的众所周知的审慎态度办事，因而在星期一，它对波德兰区的活动只字不提。然而，去《泰晤士报》的结果，倒起到了促使外交部采取行动的作用。
康德黎在结束这一天的工作之前还另外采取了一个步骤。他决定去请一个私人侦探监视使馆，如果发现有弄走那个囚犯的企图就发出警报。但要在伦敦找一个私家侦探，他该到什么地方找呢？当然是司赖特侦探社了。但是司赖特侦探社在星期日通常没有人，康德黎发现他们的办公室锁着。在伦敦全城遍寻侦探不得之后，他计划自己来干这个监视工作，直到警察推荐的一个人在将近午夜时分到来为止。无论如何，司赖特侦探社对于有利可图的事是不会拒绝的。星期一，即十九日，它的侦探们便把使馆置于二十四小时监视之下。可是后来的调查揭露，恰恰就在这一天，司赖特侦探社向马格里透露：“博士又下达了营救当事人的新指示。”这样，这些马格里雇来跟踪孙中山的侦探，又接受了康德黎的委托来监视使馆和保护孙中山，同时他们又接受马格里的钱监视康德黎。司赖特侦探社在侦探业务上也许并不好，但他们显然懂得如何从一个案件中以最小的力气捞到最多的钱。
到这时，康德黎—孟生的联合努力终于把英国的官僚机器发动起来了；外交部、内政部和苏格兰场警署已经睁大眼睛注视波德兰区的那幢楼房了。在首相兼外相沙士勃雷侯爵的授权下，外交部把康德黎存案的副本送到内政部，并建议把使馆监视起来。
同一天，康德黎从孙中山那里得到了消息，柯尔已告诉孙中山，他的朋友们对他的事已予以注意。孙中山已有时间来集中思考，他送来了一篇关于他被捕和被囚禁的说明，这篇说明与他后来的叙述是相吻合的。他虽然得到了安慰，但为了能尽快获释，他计划宣称自己是英国国籍：“我出生于香港。我在四五岁时才回中国内地。作为一个合法的英国国民，据此你能使我出去吗？”孙中山的机灵没有给外交部次长山德森爵士留下什么印象。无论如何，孙的这种做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政府已经决定不允许把他送回中国。如果有这样的企图，就计划把孙中山带到一个地方行政长官的面前，在那里把这件事揭露出来。
十月十九日上午十时，苏格兰场侦探长乔福斯在会见了柯尔之后，派了六名侦探分三班日夜监视中国使馆，康德黎这时打发了司赖特的侦探。乔福斯还布置泰晤士河区警察对所有开往中国的船只进行监视。二十一日，他会见了麦克格雷戈，对于马格里有关运送的谈判有了初步的掌握。
他们的这种特殊关心，引起了使馆工作人员的注意。星期二，即二十日，一个仆役告诉柯尔：“我想，警察就在外面。”他还听到孙中山会被释放的传言：“公使不再扣留这个人了，……中国皇帝现在也不需要他了。”直到最后，马格里都在企图控制他的工作人员。二十二日，他给了柯尔和其他仆役每人一金镑硬币，并答应“此事完结”以后还要给更多的报酬。当然，柯尔已造成了破坏，正期待着一个更大的奖赏。
制止了中国使馆的运送计划后，外交部就准备解决如何解救孙中山的问题。沙士勃雷获悉内务部长的看法，也就是认为拘留孙中山是违反外交特权的。此外，伦敦中央刑事裁判所的一个法官曾宣称，这个事件需要通过外交途径，而不是法律程序来解决。到这个时候，即十月二十二日，外交部决定采取直接行动。因为当时感到，如果孙中山被偷送出这个国家，而公众又知道政府了解这个阴谋，却不去挫败它，那么公众定会“强烈抗议”。
外交部决定首先召马格里来解释，但没有传到他。沙士勃雷在此期间给中国公使写了一份措辞强烈的照会，要求立即释放孙中山。傍晚，在照会发出之前，马格里终于在外交部出现了。他坦然承认孙中山已被拘留，但强调这是他在九日第一次访问后出于自己的意志进来的。马格里向外交部保证，在得悉沙士勃雷的要求后，龚照瑗会照办无误，但又说这需要报总理衙门批准。这时，英国官员对马格里关于孙中山怎样进入使馆的说法未与争论，只催促他马上行动，并警告他：鉴于中国使馆违反了外交特权，“女王陛下政府采取严重步骤”将是合理的。马格里答应向龚照瑗转达这个意思，然后离去。在此期间，沙士勃雷的照会已发出，使馆于下午九时五十分收到。
外交部曾警告马格里，虽然《泰晤士报》暂时压住了一条关于此事的消息，但不大顾及官方政策的《地球报》，已于二十二日通过伦敦中央刑事法庭的记录风闻此案。该报访问了康德黎，继而出了特辑，以耸人听闻的方式披露了此案。这里有一篇惊险小说的全部噱头，再加上一种邪恶的东方风味的香料。当记者们赶到使馆时，邓廷铿一再含糊其辞，一个记者正告他，倘若第二天上午孙中山还未被释，使馆就会被愤怒的伦敦市民包围。
晚上，记者们终于在米狄兰旅馆发现了马格里，他承认孙中山被拘留，但不肯说使馆打算怎样处置孙，认为“所传孙中山被捕的报道是不足信的”。他使用了他在外交部用过的论据来维护自己的立场，坚决主张这个案子必须由“国际法专家”来裁决。
谁也没有等着专家们来裁决，第二天，十月二十三日，伦敦各报都报道了此案。一夜之间，孙中山被囚禁竟成了轰动一时的案件，由于公众的同情绝大多数都在孙中山这一边，外交部的态度也强硬起来了。凌晨一时三十分，马格里来访，说鉴于龚照瑗的身体不好，他想还是等到早上再向龚传达他前天晚上得到的口信为好。山德森问他是否知道沙士勃雷的照会已经送给龚了。马格里回答说，此照会已由公使的儿子送给他了。接着马格里说，他将负责设法说服龚释放孙中山，并报总理衙门。但他说，要是能作出保证，一旦孙中山回到香港，英国政府将制止他从事颠覆活动，那么事情就会好办些。他指出，自从中日战争以来，起义迭起，往往都来自香港这个直辖殖民地。
山德森说，此类活动他未有所闻，但对中国当局提出合作的任何一项要求，英国政府将给以友好的考虑。为了从这个正在变成一场外交混战的事件中挽回一点面子，马格里说：“诚然，得到这样的保证，公使可以发电报，说他已释放了此人。”但英国官员无意讨价还价，山德森答称：“女王陛下政府之所以要求必须立即释放此人，盖因对其拘留是非法的。”而且，他也无权答复马格里所提的要求。要是公使不照此办理，英国政府认为，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把他召回是适当的。山德森还威胁马格里说：“在使馆任职的英国国民，凡涉及此事者”，其外交特权将予以取消。
马格里要求山德森把最后通牒延至四时，届时他可望得到龚照瑗的决定，山德森表示同意，但警告说，他们决不允许让孙中山在使馆再留一晚。这时他们还讨论了释放的方式。快到四点钟时，马格里回来说，中国公使只要“保留他的利益和特权”，就可以让孙中山离开。
使馆成了令人战栗的骚动之地。办事员和译员们四处奔跑，而记者和观众则围集在大门口，侦探也还在那儿站岗。有些记者甚至闯到里面去，等待着收场，一点也不客气。四时三十分，外交部派来一位特使，还有苏格兰场侦探长乔福斯，以及无处不在的康德黎博士，来认领那位被囚禁者。几分钟后，马格里命令囚犯从楼上下到底层，没有忘记把没收的硬币和信件还给他。在蜂拥上来的记者接近他之前，孙中山被带进一辆四轮马车赶到苏格兰场警署，在此交出一份陈述书后，便同康德黎一起回家，在这场苦难的经历后他将得到休息。
但是，这不是隐居的时候，孙中山发现他出了名，便抓住这个机会指责敌人，歌颂反满事业。回家的第二天，许多记者要求访问，他们发现孙中山“并非不愿谈自己被囚的事”。他给记者们的印象很不错，有一位还描述他“容貌标致”和“小小的身材”。他虽然累了，但却以“果断的声音”谈及他是如何被“诱进”使馆的。人们还注意到，他的英语说得“非常流利”，但带着明显的外国腔。许多社论作者在论及使馆的阴谋时常常是激愤和谐谑兼有。而当《泰晤士报》甚至也认为批评中国当局是适宜的时候，马格里就想推翻“绑架”的指控，但他的论据根本敌不过孙中山的富于戏剧性的故事。
孙中山在获释的第二天，写给《泰晤士报》以及这个城市其他报纸的信，反映了他对英国公众的公平感的信任，以及他自己在处理公共关系方面的精明。他写道
予此次被幽禁于中国使馆，赖英政府之力，得蒙省释。并承报界共表同情，及时援助。予于英人之崇尚公德，力持正义，素所钦仰。身受其惠，益堪征信。且予从此益知立宪政体及文明国人之真价值。敢不宜竭其愚，以谋我祖国之进步，并谋所之开通吾横被压抑之亲爱同胞乎。
应剑桥大学翟尔斯教授之请，孙中山写了一篇传略，这位教授是经康德黎介绍认识的。在一位编辑的帮助下，孙中山还写了一篇描述这次历险的激动人心的《伦敦蒙难记》，这本小书于一八九七年在英国出版，在辛亥革命之前，在使孙中山名扬四海方面，它起的作用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大。一八九七年五月，《伦敦蒙难记》在上海出售。一位倾向于中国、后来成为孙中山密友的日本冒险家平山周买了一本，读后十分感动。在东京，陈少白骄傲地向宫崎寅藏夸耀此书，宫崎后来成为中国革命党人和日本人合作的重要人物。
在香港，《德臣西服》一年前还把广州起义的失败归咎于缺乏领导人，要求今后的任何起义都要由西方来指导，这时则对孙中山有了新的看法，找到了一位土生土长而又无愧于自己民族事业的领袖：
孙中山……未必不会成为历史上一个杰出的人物，（因为）可以有把握地说，他是个非凡的人，对于中国千百万人民毋庸置疑的悲惨处境，有着极为开明的看法。……孙博士辛勤地工作，忠诚地把由于清政府对国家管理不当而造成的初期的不满分子团结起来，使整个改良运动具有一个纯粹的立宪形式。……他以其极大的才智，努力去驯服在中国反动的（原文如此〕密谋中那些总是显得很突出的狂热轻率的人，调和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不仅在他本国的各党派之间，而且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以及在外国列强之间……此外，他还意识到任何一个大的改革运动都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人的帮助。……当整个中国到处弥漫着需要加以克服的排外偏见的时候，……孙博士是唯一把对形势的充分了解和不顾一切的勇气结合起来的人，单凭这种勇气就能使一个国家复兴。……他身材适中，瘦而结实，言谈深刻，态度诚恳，在中国人中是少见的。……在他沉着的外表下，藏着一个迟早必然会在中国起巨大影响的人格，如果命运作美的话。
在伦敦，孙中山尽力按这个新的形象办事。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做礼拜，不知是否出于他本人的发端。《地球报》居然暗示他将在英国停留一些时候，以帮助康德黎培养中国的行医传教士。他在获释后不久还决心去拜访李提摩太。这位著名的中国传教士的认可对他来说将是一个重要的成就，然而李提摩太并不赞同孙中山的反满主义，也不想为了支持一个造反者而影响自己在中国的工作。
其他的英国人没有李提摩太的那些保留，孙中山收到了许多贺信，接待了一大批敬慕的访问者。这个时期比较积极的同情者中有一个名叫摩根的英国士兵，后来参加了一九○○年的惠州起义。孙中山高兴地发现，一八九七年二月，当高雷爵士在议会就中国使馆的行为以及马格里爵士个人责任问题质询山德森时，提到了他的名字。孙中山接着知道，沙士勃雷谴责了中国政府违反外交特权。也就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可能已和爱尔兰的爱国者、土地改革的鼓吹者和下院议员戴维德结识，至少也是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戴维德公开宣称，他同情中国的革命。
绑架事件增强了孙中山的自信和献身精神。这个事件使他相信，为了某个重大的目的，上苍才先发制人地挫败了敌人，保护了他。孙中山的宗教联想，在写给香港的朋友和老师、基督教牧师区凤墀的信中有所流露：“弟……如荡于还家，亡羊复获，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进之以道，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
十二天的囚禁，使孙中山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广州造反者，变为受到公众注意的、极为自信的清政权的敌人。中国政府的行动暴露了它自己。清政权在世人的心目中代表着罪恶、奸诈，正像孙中山所喜欢说的那样，它代表着“鞑靼”的残忍、凶暴，而孙中山则举起了进步和基督教这两面旗帜。孙中山在波德兰区的胜利，有助于消除人们对一年前在广州因举措失误而遭到失败的回忆。作为对他的决心和乐观主义的一种激励，这个胜利在孙中山的个性上留下了永恒的标记。
但是，这个胜利有多大的决定性意义？孙中山并不满足于取得个人和宣传上的胜利。他想把这个胜利变为对革命的正式承认。从这个意义上说，“绑架”事件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目的。广州起义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使西方、特别是英国认识到它在反对清王朝事业中的共同利益。孙中山同使馆的冲突不仅加深了这种信念，而且使这种信念膨胀到不现实的地步。他向区凤墀进一步报告说，使馆拘留他，“全国震动，欧洲震动，天下震动，天下各国亦然”。他夸大群众的愤怒浪潮，说它终于迫使沙士勃雷向使馆施加压力，最后释放了他。这是一种把政府最高层席卷进去的力量，这种力量，孙中山本来希望发动起来反对清王朝的。
然而，公众对东方的代理人在伦敦中心被绑架表示关切是一回事，对革命的政治支持则是另一回事。英国政府已经有了中国当局执法粗鲁的充分证据。很难期望这个新的证据会动摇英国对华政策的基础。然而，孙中山却相信，绑架事件影响了全世界。在英国报纸对他作了耸人听闻的报道后五个月，他要求英国政府同意“革新党”对清王朝及其达官贵人的斗争。在一个名叫柯林斯的帮助下，他写了一篇文章《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发表在一八九七年三月一日的《双周评论》上。孙中山作为在中国政界一个严肃的有影响的人，怎样在该文中提出凭证，歪曲他先前与官绅的关系，仿佛不是他们拒绝他，而是他不屑于和那些腐败的人为伍：
关于我自己，我只消说一点就够了，在选定学习医学之前，我的早年时期是在同中国官僚阶级的亲密交往中度过的，我的朋友们急于为我疏通，以使我步入社会生活之门，正如最近十年来我的很多熟人所做的那样。因此，我有一切机会并受到充分的鼓励来研究目前我在写的题目。
孙中山在分析中国的弊端时，把人民和他们的统治者分开。他把满族和汉族的官僚归并在统治者一类。他指责道，虽然满人受惠于官僚制度，而且无能力改造它，但正是这个制度本身成为中国落后的根源。腐化、怯懦、排外的并非汉人，而是这个满、汉联合的统治集团。一个任人唯亲和卖官鬻爵的政府，是既不能实现国家现代化，也不能保卫它的边界的。人们期待李鸿章用工艺革新来改造中国，就如人们期待“用银餐具把食人生番变为素食主义者”一样。至于他自己的解决办法，他明确地指出：
只有彻底推翻目前这个极端腐败的政权，由汉族人建立一个好的政府和廉洁的行政机构，起初是在欧洲人的指导之下，然后在若干年内，由欧洲人在行政管理上进行帮助，这样才能实现任何进步。单是采用铁路或欧洲物质文明的任何这类设施，由于它们打开了新的敲诈勒索、贪污盗窃的门路，反而会使事情更坏（即使这类设施是像那些相信李鸿章的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可以办到）。……这里完全可以说，大不列颠和其他列强善意的中立，就是能使我们用一个健全的制度去取代现存制度所需要的全部帮助。
他的呼吁的实质，事实上同何启的一样。一八八七年何启把中国的问题归因于它的“道德败坏”，现在孙中山指出，中国的“种种弊病确实根源于道德”。他重复了一八九五年何启的论点，然后承诺，在新政府领导下的中国，将向英国提供清政府未曾给予的贸易和投资的机会，而且它会强大起来，足以降低英国对于俄国来犯的忧虑。关于自由地雇用外国顾问的保证，是借此向读者保证，他要认真地实行改革，而英国的影响将有助于建立新的行政机构。至于他的运动有能力取得民众的支持，集结改革所需的人才，他认为是毫无疑义的。他自夸在军队中获得广泛的支持，并且通过使用“革新党”这个名词，给人这样的印象，也就是他是代表各方面的先进分子，包括已经行动起来的知识界中的改良派说话的。此外，孙中山从他所宣称的“全体人民”都已行动起来，反对清王朝这个改革的主要障碍出发，以十分简单明了的语句，把中国的革新问题提了出来。清王朝行将倾覆，革新派已准备掌握政权，需要的只是外国人的“善意的中立”。
英国的决策者本可以赞同孙中山所提出的最终目标，但在绑架事件以后，他们不比一八九五年有更多的理由来鼓励他的政治活动。正如寇松勋爵所说的，英国在这个时期，在中国的目的是“在一个竞争的时代保持我们在一个垄断的时代已经得到的东西”。由于英国人正在同其他列强、特别是同俄国争夺在中国的权益，因此他们根本不可能去鼓励一个颠覆运动，从而触怒北京政府，尽管这个运动自称是亲英国的。只要清王朝对外国人还处于可以给予或者拒绝给予恩惠的地位，英国就不愿在一场输赢难测的赌博中下这个赌注。由于它在中国比任何别的国家有着更大的利害关系，它也就最经受不起卷进孙中山的政治冒险了。虽然英国赞成中国改革，但其政策的直接目的不是中国的革新，而是维护其眼前的利益。
实际上，在这个时期孙中山所希望得到的实质性的东西，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支持；即回到香港——他的革命思想发源地的权利。对孙中山来说，允许他进入香港仍将是对英国政策的考验，除了一九○一至一九○二年这一小段时间外，他必须等待十五年，直到他被选为民国的临时总统时，才有在这个英国殖民地登陆但不是居住的资格。这个驱逐政策于一八九六年初制定，在这年秋天得到加强，恰好是孙中山从使馆获释后几天。
在广州起义以后，虽然中国政府最早提出引渡孙中山的要求被香港当局拒绝，但无论是罗宾臣总督还是他在伦敦的上司，都无意让这个殖民地再卷进反对清王朝的起义中去。因此，在一八九六年三月四日，由于确信孙中山有罪并得知孙正在夏威夷为新的起义筹款，罗宾臣便认为孙中山再回香港将是“很不受欢迎的”。经最高行政会议同意，他发布了一项对孙中山的五年驱逐令，从发布之日起一个月后生效。
然而，由于拒绝引渡孙中山，广州与香港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虽然引渡的要求传到时孙中山已离开香港。使谭钟麟总督怨恨的是英国所持的态度：“凡交出的人不能被砍头”。由于预料还会有其他起义，英国外交官感到担心，只要煽动叛乱仍然不能作为引渡的依据，同中国的关系就会受到损害。他们想要安慰中国政府的愿望是这样强烈，以致在一八九六年夏，罗宾臣和驻北京公使窦纳乐爵士建议放弃这条公认很好的英国法律准则。他们所担心的只是清政府可能把这种让步视为软弱的表现，因此要求中国割让九龙一边的领土给香港作为交换。虽然这个计划遭到伦敦的坚决拒绝——沙士勃雷预料这一举动会引起议会的争吵和同外国的纠纷，而且殖民大臣张伯伦对用中国政治避难者作领土交易则感到道德上的厌恶—但是这种考虑暴露了英国政策的现实基础。
孙中山在英国被绑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道义上的公愤，但英国官员很快就向中国政府保证，他们并不同情反王朝的起义。尽管总理衙门因其驻伦敦公使的违反外交准则的行为而受到谴责，但是沙士勃雷还是欣然接受了中国政府的要求，即香港不应成为“反对帝国安宁的运动的基地”。所以殖民部命令罗宾臣“预先防止反对中国合法当局的任何革命企图”。在孙中山写这篇文章之前，英国政府已经对他的“善意的中立”的要求做了回答。
孙中山一直等到他重返东方后，才对这个决定提出反对不满。在此期间，仿佛为了使自己适宜于充当在获释时所设想的领导者的角色，他作了一次最大的努力来扩大他的知识领域。据司赖特侦探社的报告，在一八九七年的头五个月，孙中山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度过的。康德黎也说：
孙中山没有浪费一分钟时间去玩乐；他总是不停地工作，阅读一切学科的书籍；如关于政治、外交、法律、军事和造船、采矿、农业、特畜饲养、工程、政治经济学，等等，都引起他的注意，并且仔细地、坚持不懈地加以研究。很少有人在追求知识上达到他那样的范围。
尽管，一个像报告中所描写的孙中山那样求知欲很强的读者，能否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领会那么多的书，是值得怀疑的；但毫无疑问，他在政治上变得比较老练了。他大概还研究了马克思、乔治、穆勒、孟德斯鸠以及其他人。另外，他还进行了大量的个人接触，包括一些俄国政治流亡者。
在这些俄国人中，伏库浮斯基显然是其中之一，他是英国“俄罗斯自由之友会”的机关刊物《自由俄罗斯》月刊的编辑。伏库浮斯基由于持有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点被判刑，在圣彼德堡的士吕塞尔堡要塞被单独囚禁了七年，在西伯利亚流放了十一年，于一八八九年化名“布兰特”逃往加拿大，一年后移居伦敦。对孙中山来说，正当他开始一个危险的革命生涯的时候，遇到伏库浮斯基这样一个既有决心又有勇气的人，一定受到启发和鼓舞。这些俄国人，继续向一个比清王朝更有效率和更加残酷的暴政进行斗争，他们是孙中山所遇到的第一批外国革命者。
诸如此类的接触，加上他深入细致的阅读，使孙中山对欧洲的政治倾向有了新的理解。他开始明白革命是一种普遍的进程。他在伦敦的第一个星期，欧洲的巨大成就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但是，当他在九个月后离开时，他认识到工业革命并没有使西方社会所有的人都得到利益。对西方的首次访问，为他以后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对抗打下了基础。孙中山的所见所闻让他有理由相信，只有剧烈的社会革命，才能医治伴随西方政治经济发展而来的对社会的漠不关心。在他的周围，到处都是正在到来的骚动和阶级冲突的征兆。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和费边分子，美国的民粹派和单一税论者，他们都在抗议不公平的财富分配。工会盛行，罢工迭起。甚至非社会主义的政府也在通过社会立法，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变革，或者国家对经济秩序进行更多的干预，现在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唯一的问题是，进化论的方法是否合适；根据孙中山的回忆，他是从社会革命的角度去看未来的欧洲的。
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族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之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所由完成也。
在这篇回忆中，至少有一处，孙中山的记忆是错误的；他留在英国没有两年的时间，他也没有访问过任何别的欧洲国家，三民主义在这时并不像二十多年后他所回忆的那样已明确地形成。出名之后，他发现声明自己的政治思想受到西方的直接影响，比承认来自日本人更等而下之，来自像李鸿章那样的中国敌手，对他反而更具吸引力。他对于当时所得印象的回忆，看来是真的。他看到了工业革命的阴暗面，隐约瞥见他的尚未发展的祖国的一个可能的有利条件：只要采取预防措施，就可以避免西方的随着物质进步而来的社会混乱。但是，到底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则有待于进一步的思考。可以说，孙中山是一个对其周围的人们和思想极为敏感的人，但不是一个有独创性的思想家。
伦敦使孙中山成了一个国际人物，同时又增长了他的见识。但是，当他在一八九七年七月二日离开英国时，仍然没有真正的组织作为他的后盾。这是一个缺陷，对此他只知道一个补偿的办法：为了筹措经费、策划起义而亲自奔走、游说。
孙中山这次归来取道加拿大，一路上平安无事，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使馆仍然叫司赖特的侦探们监视着他。从他们的报告中我们知道，在整个航程中，孙中山一直是呆在船舱里，在甲板上的时间只不过两三个小时。因此，船上的医生不得不劝他多锻炼身体。人们还注意到，用餐时他不参加一般的交谈。这种新近才有的沉默寡言，或许是他对清廷的情报机构提高了警惕的缘故。在加拿大，他的活动极为隐蔽，因为司赖特的报告者表现出伦敦的侦探完全没有的机灵。从他们的报告看来，当孙中山于七月十一日在蒙特利尔上岸后，遇见了一些中国朋友，他的行动十分谨慎。他把他的名字写作“Y. S. Sims”，并且试图掩盖自己的活动。然而，司赖特的侦探还是能够报告他写给美国华侨支持者的两封信的内容，这两封信一封是寄给旧金山的邝华汰的，一封是寄给波士顿的梅宗炯的。他想鼓励他的朋友把国内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说得天花乱坠，以便筹款。
在蒙特利尔，孙中山打听了“印度皇后号”轮船定于一八九七年八月二日从温哥华开往横滨。开始，他生怕与他同船的人中有参加维多利亚女皇六十寿辰庆典后回国的中国官员，后来他发现，只有日本代表团同乘这艘船。他在西行途中，向当地华侨筹措经费，在温哥华和维多利亚，他用了几天时间进行政治活动，受到了基督教卫理公会的中国教徒的款待。显然他筹措经费是有收获的，因为在用自己的名字登上皇后号后，他额外付了一百美元，把房舱从中等换为特等。此时，侦探们的活动也被中国新任驻伦敦公使罗丰禄取消了，他无疑记得孙中山就是三年前去过李鸿章衙门的那个人。在日本，将有别的人来监视他。然而，孙中山还是不断暴露他自己。勇气—领导者具有的品德，在他身上是很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