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要解决一些非常重大的政治问题（和与战问题，党纲问题等），并建立起已经被“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党派斗争所损害了的党内的必要团结，中央委员会，在列宁的建议下，举行了非常会议，即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开始于3月上旬，到会代表代表了将近三十万党员。
大会面临着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如何把这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从帝国主义战争中挽救出来。列宁在他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尖锐而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采取的策略。他说：西方的革命开始较难，但是较易继续，而在俄国这里，开始较易，继续下去却难度较大。农民和全体劳动人民都理解何以我们不得不签署这样一个压迫人的、屈辱的和约。我们没有军队，士兵们都不愿打了，而围绕着我们的，是全副武装的帝国主义强盗。军队是我们国家的病灶，愈早解散愈好。列宁指出：和平将给我们以喘息时机。“我们要利用这个喘息时机来说服人民，要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并且告诉俄国的工人和农民：‘要建立自我纪律，建立严格的纪律，否则你们将来还会像现在这样遭受德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5]
列宁说，工人和农民是会了解和平的全部意义的。“每一个实事求是的农民和工人都会为我辩护，因为他们懂得，媾和是积聚力量的手段。”###[6]
对德宣战将会助长俄国资产阶级的煽动，将会断送苏维埃政府并使工农在这些日子里所争取到的一切不复存在。我们必须懂得怎样退却，我们必须善于把握时机，我们必须利用这一喘息时机来加强力量。
列宁的政策受到以布哈林、皮达可夫、拉狄克等人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的言论表明，他们跟在托落茨基的后面，否认无产阶级和贫农联盟的重要性以及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的可能性。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正在做着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活动。大会拥护列宁，反对布哈林派和托洛茨基。
大会中第二个重要问题是修改党纲的问题。
有些人或许觉得奇怪，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当政治形势如此紧张的关头，当苏维埃政府本身的存在都很危急的时候，党还要关心它自己的党纲问题。然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全部历史过程中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重视理论。对列宁和他的党来说，理论是一个最重要的斗争武器。
在列宁的提议下，四月会议已经注意到党纲中一些需要修改的地方，并且已经责成中央委员会在两个月内起草一个新的党纲草案。
1917年的夏天和秋天，党内展开了关于党纲的活跃的讨论，出版了很多关于这一问题的小册子，在党的杂志上也发表了不少文章。
在准备武器起义的那些忙碌的日子里（1917年10月18日），中央委员会曾指派一个委员会修改党纲。在第七次大会之前，党纲再次加以审订。
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要求对旧的党纲作重大的改变，旧的党纲是在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制定的。
列宁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纲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详述了他的党纲草案，草案中指出了苏维埃政权的主要特点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当前任务。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其中包括对起草党纲的委员会（列宁、斯大林是委员）的一些指示，责成把党纲在下次大会上最后批准通过。
党以往的名称，“社会民主党”，不但显得陈旧，而且是已经被第二国际投降资产阶级的那些反对领袖的卑鄙的背叛行为所玷污了。
布尔什维克党必须在名称的改变上显示出它和第二国际彻底决裂。党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目前它正向着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前进，因此“共产党”这个名称更确切些，在科学上也是正确的。
大会期间，“左派共产主义者”（布哈林、拉狄克、奥新斯基、乌里茨克、越飞等）在议事日程的要点上，激烈地反对列宁。布哈林对和平问题作了一个反对的报告。会后，“左派共产主义者”宣称他们将不参加中央委员会。布哈林等人被大会选进中央委员会，却拒绝参加工作。大会巩固了党。“左派共产主义者”仍然是孤立的一群，在党内得不到支持。
这时“左派共产主义者”事实上已经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派别组织中心和他们自己的机关报。他们俨然自成一党。直到大会举行时，在一些大的党委员会里（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和乌拉尔），他们占着大多数。布哈林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勾结，阴谋发动政变，逮捕列宁，建立以叛徒、杀人犯、破坏者和间谍皮达可夫为首的新政府（皮达可夫在1937年被处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