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动年代，孟什维克们想摧毁工人政党，说是在秘密状态下的党应该取消。
他们很快转到绝对合法的活动方式上去，抛弃了反对专制政治与地主的斗争，要求工人们和专制政府妥协，不要采取革命的斗争方式。他们把这种背叛行为隐藏在各种响亮的虚伪的词句之后。
大部分孟什维克领袖都成了取消派（这是给那些要“取消”秘密组织的分子起的名字）。只有普列汉诺夫和其他少数人坚持必须保持秘密的党。
社会革命党陷于完全四分五裂的状态了。它的右派公开“使自己适合于富有农民的利益”（列宁语），做着实际上与沙皇大臣们同样的工作。
社会革命党的“左派”则主张一种半犯罪性的剥夺和各种冒险行动。
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同样主张取消秘密的党。同时他们也不参加国家杜马的工作，把自己隐藏在劳动派的背后。列宁激烈地同工人阶级的那些卑鄙的叛徒——取消派，同社会革命党展开斗争。
1908年12月在巴黎召开的党代表会议拥护列宁的立场。它斥责了取消派，指出对秘密党组织的建立与加强应当给以极大的注意，同时还必须利用一切合法与半合法的可能性（如杜马，工会，各种团体，报纸等等）。会议指出，工人与作坊中的强大的党小组应该成为党组织的基础。
沙皇政府越是狂暴，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就越是向右转。他们在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群众中间愈加清楚地暴露出他们自己是资产阶级的走狗。
沙皇政府，一方面继续它的恐怖政策，一方面企图收买农民的上层分子——富农。由沙皇的大臣斯托雷平所提出的一条法令被批准了，法令准许农民离开村社并且有购买土地的权利。主要是富农分子得到了这种权利。他们获得了归自己所有的田地，得到了最好的土地并购得了破产贫农的财产。这个政策的结果是使贫农与中农对地主与富农的憎恨加强了，但政府却在农村中多少得到了一些拥护。
革命后，土地问题仍是社会各阶级的关注中心。似乎为列宁刚写的关于土地纲领的小册子进行补充，他又写了一篇详细的文章，题为《十九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9]；他在这篇文章里把俄国农村情况作了一个简明的政治的与经济的分析。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这两部著作，为党提供了一份精心编写的材料，材料阐明了俄国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并且指出了无产阶级同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采取联合行动的道路。
在这些混乱的年代，我们党中某些分子表现出了政治上的动摇。一个在波格丹诺夫领导下的叫作“召回派”的反对派产生了。他们以杜马是沙皇政府的工具为理由，要求把我们的代表从国家杜马召回来。这在本质上是抵制国家杜马这个策略的重复。“召回派”不同意利用任何合法的斗争方法。要是那样做，党就会失去了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并且通过它在杜马中代表的演说去组织他们的机会。这种策略结果只会导致孟什维克把持一切合法的组织。
和“召回派”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个“最后通牒派”，列宁称它为“怕羞的召回派”。“最后通牒派”要求给我们在杜马中的党团提出一份最后通牒：要它推行一种革命的政策，假使这个最后通牒不能实现，党团就从杜马召回。列宁指出，我们固然应该对代表们的错误进行批评，但同时也应该训练与指点他们。恫吓或最后通牒是无助于改善党团工作的。
对“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或者像列宁称呼他们的“变相的取消派”，列宁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还须加以说明，由“召回派”与“最后通牒派”联合组成的“前进派”，也反对列宁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斗争手段的策略。1909年6月，列宁召集了《无产者报》编辑部的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把“召回派”和“最后通牌派”开除出党的决议。
党和“召回派”与“最后通牒派”的分歧是巨大的。后者的大部分人（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以及其他人等）背离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离开了唯物论，而逐渐明确地倾向于唯心论；其中有几个人甚至倾向于宗教与“造神说”；例如，卢那察尔斯基，竟公开主张把社会主义与宗教结合起来。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革命的高潮时站在党的一边，而反动的潮流一来就从革命斗争中退出去，堕入神秘主义和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