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岛正子本想前往青山南町去吊唁山本，但又自觉诸多不便，正苦于找不到方便机会，她偶然得知，春子、富子住在山本的家里。在艺妓界，正子与春子、富子以姐妹相称。正子心里暗自高兴：终于有了前去的理由。没想到，当她来到青山时，却意外地碰到了一个像是来自山本故乡长冈的男人，见正子前来，那个人防备似的冷言向她问道：
“喂，喂，你是谁，和死者是什么关系？”
“不，不，我什么关系也没有，是因为姐姐在这里帮忙，稍停就走。”正子支支吾吾地勉强搪塞了几句，便悄悄地溜走了。
正子的手里保存着山本写给她的很多信。因此，堀悌吉曾同她商量说：请你把手里的那些信送到东京来。正子并没答应堀向她提出的请求。回到佐世保后，她不但没有把这些书信提供给东京的海军省，反而收拾在一个皮箱里，加上锁，藏了起来。可惜的是，二年后，这些信全部毁于美国B29飞机大轰炸的烈火中。
发表山本战死消息的15天以后，举行国葬。举行国葬前，放在水交社的山本的骨灰被分成了两份。
据说，打开骨灰盒一看，垫在底部的木瓜叶依然还是青翠的，也许是因为时值初夏的原因，骨灰给人一种暖暖的感觉。
山本的骨灰，一份被收放在多磨墓地，另一份送回了山本的老家—长冈。千代子梅龙也想要一份，但未蒙赐准，只是把山本的遗发、坐垫、枕头、钱包和千代子用平时做和服剩下来的零散布条为山本精心制作的刺绣品，作为遗物送还给了她。
5月24日为普通人士吊唁的日子。这天，千代子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最先来到水交社吊唁了山本。那些平时与山本素昧平生的男人们，也接踵来到水交社表示哀悼，为山本的不幸而潸然泪下。
这天晚上，渡边安次中佐来到神谷町吊慰了千代子。他无比歉疚低着头对千代子说：
“我一个人活着回来了，实在有愧，无颜来见你，说句心里话，我觉得，你的门槛好像有几十丈高我很难迈进去。”
据说，千代子反而说了些“让你多操心了”之类的表示谢意的话。
千代子手里珍藏着天皇赐给山本的一个钟表。据说，堀悌吉指着那挂钟表说：
“别的都还可以，唯有这个得归我”说着，把钟表拿走了。
山本给千代子的许多书信，海军省也主张要走。6月1日这天，堀悌吉来到千代子的家里，对她说：海军省再三嘱咐，书信归海军省保在。就这样，堀带走了山本给千代子的全部书信。其中包括4月2日山本在特鲁克的“武藏”舰上写给千代子的最后的一封信。
这些书信被拿走后，好像在海军省的保险柜里保存了一段时间，后来又退还给了千代子，不出意外的话现在自然还保存在她的手里。
与新桥有关的那些人，在举行国葬之前，主要有古川敏子、佐野直吉和“山口”的女老板白井国等，在神谷町又单独为山本举行了告别仪式。在告别仪式之前，还按照日本旧有的祭祀死者的传统方法为山本招魂。他们像真的发现了山本的魂灵回来了一样，激动地喊道：
“来了，来了，山本在这里。”
山本生前最喜欢硬得能划破手的那样的崭新的钞票。堀悌吉把山本遗物中的那些每张面值为100日元的崭新的钞票，分别包成16个纸包，每包里一张，并在包面写上“山本代理：堀”这样五个字。然后，分别送给山本生前很要好的那些女人们说：
“把这个留给你，它既是个纪念，又是山本留给你的堵嘴钱，望言到嘴边要三思。”
据说，后来东条首相曾派一位中佐军官，几次到千代子的家里，委婉地暗示让她自杀。为此，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千代子心事重重，神志恍惚。一到晚上，就望着那可以挂绳自缢的门楣，惊惶不安。后来，她还向乘火车陪她到吴港去的那位叫大井静一的医生要过安眠药，但最后，她并没有死成。
据大井医生说，千代子确曾试探着向他要过安眠药，但从没有听说有人逼迫她自杀的事。当时，大井医生看出了她的用意，便劝她说：
“我行医是为了为人治病。拿药另有别用，我是绝对不能给的。看来，你有心事，心病还要心药医，望你要自我宽心为好。”
国葬前的十几天间，山本的遗孀礼子和几个孩子以及他的亲朋故友们，一直轮流在水交社的灵前守灵。
山本的四个孩子，除这次守灵之外，从来没有机会像现在这样能长时间地陪伴在父亲的身旁。这时，山本的长子义正已是成溪高等学校理科二年级的学生，长女澄子在山胁女高就读，次女正子在女子科专就读，最小的儿子是青南国民小学五年级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