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律师们和布拉姆·费舍尔默默握手。拯救这些人的生命是他的首要责任，他们免于死刑是他在法律上的胜利。
法庭外面的大街上，温妮带着女儿泽妮和津姬等着最后看她丈夫一眼。但是人群太拥挤。当曼德拉等人的囚车走过时，口号声响成一片——“权力！属于人民！”美国广播公司“全景图”电视节目记者鲁宾·戴找到温妮进行了采访，她发表了强有力和勇敢的声明。然后，她钻进自己的汽车，一面向人们致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敬礼，一面开车离去。当她回到奥兰多家里时，让孩子们睡下以后，她再也忍耐不住而痛哭起来。
艾伯特·卢图利在一篇向全世界发表的感人声明中说，利沃尼亚案的被告们代表了南非政治斗争中“最崇高的道德和论理”。他呼吁“南非最强大的盟友——英国和美国……采取最坚决的行动进行制裁”，以“尽快结束这令人憎恨的种族隔离制度”。
南非白人舆论中极端对立的观点反映在两份报纸的社论中。一份阿非里卡人国民党的报纸说，“利沃尼亚的阴谋是十分邪恶的计划，有人企图发动黑人革命而使白人失去自由的生活方式。”《兰德每日邮报》则认为，这次审判抓住人心之处，在于它告诉人们“一个为自由和尊严而斗争的经典故事，它的失败具有希腊悲剧色彩。利沃尼亚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名字。”
丹尼斯·戈德伯格，作为被告中唯一的白人，被送回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曼德拉、西苏鲁、姆贝基、姆拉巴、莫索莱迪、姆兰盖尼和卡特拉答被飞机送往罗本岛。他们拒绝对判决提出上诉。
根据南非官员的说法，对政治犯来说，终身监禁将是不折不扣的。
第十二章祈求上帝
1964-1970年
在他46岁生日前不久，曼德拉再次被送到罗本岛。这个岛位于开普敦西北约7英里处，是一块小小的裸露着岩层的土地，岩石嶙峋，疾风劲吹，周围海面波涛汹涌。和曼德拉一起来的，还有西苏鲁和利沃尼亚审判案的其他难友。在罗本岛，他的朋友照他的部落名字叫他马迪巴。
隆冬，岛上阴湿寒冷，在浓雾弥漫的天气里，从灯塔传出的雾角声凄惨地回荡着。看守们——其中一人手背上刺着字花纹——骂骂咧咧地指挥新到犯人的每一个动作。开始时他们和其他“政治犯”关押在旧监狱，洗澡时要脱光衣服跑到大约有200码远的津克监狱的盥洗室。他们在牵着阿尔萨斯狗的人员监视下进行劳作，建设一个新的有88间牢房、有最大程度安全措施的“隔离”区。这些牢房他们会首先住进去，这从刻到水泥板上的他们的姓名可以证明。一堵30英尺高的墙将他们和其他牢房隔开。这些单独囚禁着的政治犯占着一个中央大院的一边；另一边是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刑事犯。
曼德拉的牢房很典型，约7英尺见方，一个40瓦的灯泡照明，地板上扔着一个垫子和两条毯子。狱中的短裤和黄卡叽布衬衣、薄薄的线衣和茄克很难抵御夜晚的寒冷。太阳出来之前他们就被叫醒用凉水洗脸、刮脸、清理便桶。他和难友们——大约有30人——轮流分发早餐：每人都有粥，但是印度人和有色人还能有一匙糖和一份面包，非洲人则只有给半匙糖，没有面包。玉米、无味的汤和清咖啡是另外两餐的主要食物，有时给添小块的肉或一些蔬菜。
每天从早到晚都能听到看守们高声喊叫的声音，命令他们待在自己的牢房里，命令他们不要出、声，他们处于隔离“状态”。
于是斗争开始了，最初要求基本权利：到牢房外面去锻炼身体，做有效的工作，允许相互交谈，增发毯子，发给长裤，改善和增加伙食。每星期六早晨发牢骚时间显然被狱方官员视为开玩笑，但曼德拉要求他们认真听取意见。他坚定、冷静而有礼貌，不是把他们看成敌人，而是把他们看作应该做好他们的工作和执行监狱规定的人来对待。
几个星期后得到第一次胜利，尽管很有限：让他们出去坐到院子里，用锤子把岩石砸成小块。如果谈话时被抓住，就罚3顿不许吃饭；第二次触犯就意味着6顿吃不上饭。但是在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中，他们无法传递信息，甚至玩文字游戏。
丹尼斯·布鲁特斯是个学校校长、诗人和体育抵制行动的组织者，因违反禁令，也在服短期徒刑。他还记得一种游戏：每天有一个犯人提出问题，在小组里互传，这常常是一人在牢房时苦思冥想的结果。曼德拉问过“费边”的来源是什么，“费边”就是G·B·肖伯纳和H·G·韦尔斯均为其成员的英国社会主义团体的名字。布鲁特斯回答说：来源于罗马大将费边·马克西姆斯，他的战术逐渐让汉尼拔的军队精疲力竭；因此象征性地用这个名字指逐渐引进和传播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