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权威的气度使通常或者打磕睡不屑一顾的警察也聚精会神地静听。他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毫无意义，并列举了被白人垄断的其他权利和特权：
在执法中严格的种族歧视意味着什么？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很恰当也合乎时宜。为什么在这个法庭上，我面对的是一位白人法官，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白人原告，护送我到被告席的也是一个白人卫兵呢？谁能诚实而严肃地说，在这种气氛下正义的天平会不偏不倚呢？我对这个法庭四处潜伏着的白人占据控制地位的气氛感到压抑。这种气氛使我不由得想起在法庭之外，因同样的白人统治正使我的人民遭受着不人道的屈辱。
它使我想到，我之所以没有选举权，是因为这个国家里有一个白人控制的议会。我没有土地，是因为在人口中占少数的白人夺走了国家的大部分土地，强迫我住到贫困不堪的保留地，而那里人口过多，牧场不足。我们被饥饿和病痛所折磨。
法官打断他的发言；饥饿与本案有什么关系？囚犯仅限于陈述要求我回避的正当理由。
曼德拉提问说：“如何能期望我相信，多年来造成那么多不公正和苦难的种族歧视制度，今天会给我合理而公正的审判呢？”
他知道，在许多案件中，南非法庭曾维护过非洲人民争取民主变革的权利，司法官员甚至还公开批判过种族歧视政策。
但是这些例外并不影响这个国家建立起来的荒唐的司法制度的存在。这些现象不是由于这个制度而产生。这些例外却提供了另一个证据，甚至在这个国家的白人中间也有正直人，他们有公正与正义感，反对他们的白人兄弟们对我们人民的残忍犯罪……不管怎样，一个指挥官如果把胜利寄希望于敌人营垒中同情他事业的几个士兵，那他将毫无用途。一个称职的将军把他取胜的信心寄托在自己指挥下打击力量的优势和事业的正义之上，他必须为这个事业毫不妥协地奋斗到底。
“我极其强烈地仇恨种族歧视，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从正在进行的对法律挑战中自始至终听得出他带着强烈的感情。他接着说：“我毕生与它斗争，现在与它斗争，并将继续与它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即使我现在恰巧碰到一个公正的法官，对他的意见我非常尊重，但我仍然强烈地憎恶我周围的这种机构。它使我感到我是白人法庭上的一个黑人。这是不应该的。我应当得到保证，我在被一个平等的南非人审判，他不把我看作是只配以特殊类型的公正原则来对待的下等人，这样我才能感到完全的轻松自如。
他在进一步陈述他的观点时指出，南非白人认为合理而公正的政策，已经引起人类良心和整个文明世界中诚实正直的人们的义愤。
他们压抑我们的愿望，阻碍我们通向自由的道路，剥夺我们促进道德和物质进步的机会，以防止我们有任何忧虑和欲望。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东西都留给白人，却指望我们黑人满足于用白色皮肤的人餐桌上扔下的残羹剩饭充饥。这就是白人的正义和公平的标准。这其中包含着他们的伦理观念……
另一方面，我们把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和对自由幸福的追求视为全人类的最高理想。从以往痛苦的经验中，我们学会了把白人看成是一种粗暴和残忍的人，他们对我们权利的轻视，对我们利益的冷漠态度，使得他们做出的保证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虚伪之极。
在结束申诉时，曼德拉表示相信法官不会轻视他的意见，把它看得无足轻重。他的讲话坦率、诚恳，因为他所谈及的不公正，包含着带来极其危险形势的种子。
原告提出曼德拉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法官表示赞同，驳回了要求。他问曼德拉：“你现在是否对你的指控进行申诉？”
“对那两项指控，对所有的指控，我申明无罪。”
出庭作证的有警察、城镇地方官员、记者和印刷商，他们多数只提供技术证据，证明曼德拉给1961年5月全国罢工进行了准备工作。
证人中还有南非总理维沃尔德博士的私人秘书。曼德拉的质问集中在他在1961年4月24日寄给总理的信。这位秘书记得这封信，并承认总理没有复信。他不情愿地勉强承认，这封信提出了对非洲人民至关重要的自由与公民权问题。
“可耻，”曼德拉说，一位总理对提出如此重要问题的信竟然不做答复。秘书一再矢口否认，当曼德拉进一步追问时，他才透露信转到了司法部。曼德拉问他为什么没有对写信人表示谢意并问对如此转信作出什么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