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正规教育是从五岁开始的。首先，每个打算上学的孩子要先通过测验。测验的一部分是数学，这是我一生中第一场数学考试。题目中有一道要求从1数到50，然后把数字按顺序写在纸上。我从父亲那儿看过，以为中国人的书写习惯是从右到左的；但是我并不知道，书写数字乃是按西方的习惯，是由左向右的。因此，当我用自创的方法书写13时，它就成了31，其他两位数除11、22、33、44外，通通都倒过来了，结果考试不及格。
这次错误的后果很严重。高分的小孩会被分派到正式的公立学校，而我却被分派到乡村小学，那是给水平较差的小孩念的。人们对这类学校没什么指望，学校的水平也不怎么样。
但这还不算倒霉。不久之后，我们搬家，新邻居都是农民，他们利用牛粪制造肥料，周围整天都是牛粪的味道。当风沿着“正确”的方向吹时，干粪粒有时会飘进屋里，我们称之为“牛屎屋”。
更要命的是，现在我要多走一点路，才能到达那乡村小学。对一个五岁的小不点儿来说，三公里多的路程算是不短的距离。我独个儿上学，夏天炎热，母亲给我雨伞挡日光。我矮小的个儿，顶着半圆形的盖儿，人人都叫我“冬菇”。我不喜欢这花名，但没法子改变它。
有时，在上学或回家的途中，“冬菇”会在外祖母的家中歇上一会。外祖母让他第二天来吃午饭，他便幻想到时会有什么美食。但事实上，每次都离想象很远，只不过是一小碗拌了点豉油的饭。你可以想象我们当时是何等贫穷，一小碗饭已经很隆重了，难怪家中的孩子都惦记着食物。我们都渴望过新年，因为可以吃得好一些。事实上，每个节日都值得期待，可以尝到一两口鸡肉或猪肉，或一块饼，比平时的主食白饭和清水般的汤强多了。
我个子既小，身子又单薄，简直像个垃圾堆里的小矮子。绝大多数一同上学的孩子，个头都比我大和强壮，脾气也暴躁。他们动不动就打架，有次还说是我引起的。那次闹得特别厉害，有人还伤得很严重。老师时常站在这些孩子的一方责备我。我忧心忡忡，不知会如何受罚。有一天终于病了，父亲决定让我留在家中休养（今天看来，这种病情或与压力或焦虑有关）。
幸好不久，我们就搬了家。1954年底，父亲决定搬到沙田去，那是香港靠北的小乡村。崇基书院刚刚搬到沙田，父亲将在那里担任讲师，教授经济、历史、地理等不同的科目。
那时候，市镇的商业区极小，只有三条街，现在沙田是六十万人的市镇了，人口还在增加。我们刚到沙田时，住在一个叫英霞别墅的斋堂的楼上。与佛寺为邻，四周都是树木，本来是不错的，只是树木令屋子黑暗，潮湿阴森。从这里走路上学，也差不多三公里多。我不断诉苦，说不再上学了，奈何无人理睬。在那屋子的头一年，大家都病倒了，发高烧，而我更在夜间胡言乱语，噩梦连连。
我们一直没法找到患病的原因，也许是屋子太潮湿，有时太凉，有时又热得使人难受。无论怎样，父亲决定搬家。1955年遂搬到另一间较理想的房子，地址是凤凰台六号，和其他三家人合住。房子也在山上，能远眺不远处开阔的大海。要走路到海滨也方便得很，游泳或拾取贝壳、海星和蟹，悉随尊便。
我最年幼的妹妹成珂已经出生，妹妮又出嫁了。家中十个人住在两个房间，可以说是童年住过最好的地方。邻居相处和睦，环境清幽。一年四季，周围高高的树木开着花，院子里满是玫瑰、茉莉和其他花卉。无论走到海滩或爬上山都很方便，即使是在家远眺，美景一一送入眼帘，使人烦虑尽消，一切是如此完美。
丘家全家福，1955年摄于香港沙田。前排左起：成桐、成煜、母亲梁若琳（抱着成珂）、父亲丘镇英（抱着成栋）、成琪、成瑶。后排左起：成珊、成瑚。
虽然这房子比以前的居所优越得多，但也称不上奢华。它很单薄，四面泥墙。风暴来时，整间房子都会震动，我们都怕它被风吹散。事实上，部分房子在一次强烈的台风吹袭时倒塌了，只留下破烂的地基。
房子也是没有自来水的，我们从附近的山泉取水用。有一次，一个自私的邻人用草和泥土堵塞了流向我们蓄水池的水道，把溪水全部引进他家的蓄水池中，于是其他人就无水可用了。我们几个小孩就把这些草和泥土清理掉，使山溪恢复原来的流向。那邻居是个高大的汉子，他和他的母亲和我们对峙，在我家门口不远处，高声大骂脏话，达两个钟头之久。这时来自另一家庭的十个潮州小伙子，同样给断了水源的，拿着棍子围着他们，和他理论。最后，那人退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