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到后不久，东园主人范镇忽有嵩洛之游，苏轼作诗送行，有“小人真暗事，闲退岂公难。道大吾何病，言深听者寒”句，盖从前新政派逼迫范镇退休，王安石又剥夺一切应与的恩礼，苏轼心颇不平，此时才敢一吐。
范镇行前，设宴东园道别，似有不少叮咛，所以苏轼作《次韵景仁留别》诗，有“临行一杯酒，此意重山岳”的话，其间蛛丝马迹，都可看出他们三人正在进行一个计划，蜀公此行就是为鼓励那位在洛阳闭户纂书的司马光，出山来匡救时弊，抚慰苍生。
这些元老们，虽然身在江湖，心当仍存社稷，今则更有“安石已矣，其如帝何”的关切。范镇与司马光交谊非常深切，在朝时议论如出一口，司马光信为笃诚君子，所以，要说动君实出山，范镇是第一人选。
范镇到洛阳后与司马光的讨论如何，虽不清楚，但司马光曾自洛阳贻书吴充，书曰：
自新法之行，中外汹汹。民困于烦苛，迫于诛敛，愁怨流离，转死沟壑，日夜引领，冀朝廷觉悟，一变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当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谋。欲去此五者，必先别利害，开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虽已深，犹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为瘤疾矣。司马此函，与苏辙上神宗皇帝书里的建议，如出一辙。
当此“曙光一现”的转变期中，苏轼回到别已七年的京城，心里却另有一番特别的感受。检点变法之初，在京时所作言论，大都出于狂热的意气，缺乏冷静思考，也有很多不尽合理之处，至安石已去，反而觉得今日朝堂中，就缺乏像他这么一个敢作敢为的勇者，痛自检点，颇有悔意。
宋至熙宁年间，国家处境，非有一番彻底变革，无以救危图存。荆公变法，原是适应时势要求的产物，并世诸贤，亦莫不抱有求新求变的意图，即使苏轼，努力揭发陈弊，亦未始不是力主变革的人，而且部分意见，也有与荆公不谋而合之处。如朱熹论曰：
熙宁变法，亦是势当如此，凡荆公所变者，东坡亦欲为之。及见荆公做得狼狈，遂不复言，却去攻他。1朱熹论苏，不免门户之见，并不公平，如苏轼评骚新法，早在变法之初，岂是看他狼狈，才落井下石的。不过争论当时，出言落笔，太过意气用事，却是事实。苏轼今自回顾，当年如有一方面能不那么偏执，依神宗目前之能从善如流，情形绝不会如现在这样糟糕。这次离京后，在与老友滕达道（元发）书中，痛自悔咎道：
某欲面见一言者，盖为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同异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欧阳修次子欧阳奕来访，亦曾劝他。
奕字仲纯，时官光禄寺丞，听说苏轼住在东园，他就襆被来访，对床夜话，直到天光大白。他们有说不尽的话题，谋道忧时，无所不谈，而仲纯所关切的，是政治场中，人情险恶，劝苏轼必须保身远祸。苏轼十分感动，他说：“仲纯说这话时，那副恳挚的神情，完全和文忠公一模一样。”
二苏住在东园，等待主人归来，这期间，苏轼忙于为长子完婚，为次子医病。
苏迨先天不足，幼不能行，后来虽然会走，但身子依然单薄，常常生病。苏辙少时也是一样，夏则病脾，食欲不振，秋则病肺，畏寒，后在陈州做学官时，得道士李若之传授服气法，行之一年，所有病痛，不药自愈。苏轼认为学道养气，至足有余者，便能以气与人，气足，即百病不侵。其时，李道士适在京师，就将他请来，与苏迨对面坐了，为他“布气”。苏迨觉得脐腹间如被初日所照，温暖舒服，以后，他果然日渐健壮起来了。
苏轼忽接驸马都尉王诜折柬邀约，定期于北城外之四照亭中相见。
王诜，字晋卿，太原人，开国元勋王全斌的后裔，尚英宗之女贤惠公主，而公主与今上神宗，是出于宣仁高后的同胞兄妹，他是金枝玉叶的皇亲国戚。
王诜是当代山水画的名家，继承李营丘（成）后的松石寒林一派的大师，他与苏轼在绘画艺术上交好。
三月初二寒食节，苏轼应约前往，只见四照亭前，金鞍玉勒的骏马，排列成行，仆从无数，往来祗应，行帐间香雾蒙蒙，一派豪华气象。
晋卿设酒待客，带来六七个侍姬，招呼席面，斟酒下食，个个长得像画中美人一样艳丽，苏轼觉得周昉2画的美人还嫌太肥一点，而眼前这几个侍姬，却都娇小玲珑，光彩照人，苏轼自认从来不曾见过如此的绝色。酒过三巡，管弦随作，清歌曼度，如闻仙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