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以“苏黄”并称，但是黄庭坚本人，并不敢这样想。苏轼过世后，庭坚在宅内供奉他的画像，每日晨起，整肃衣冠，在遗像前上香恭揖。有人问道：“大家都以为你们二人，声名相上下耳，你以为如何？”庭坚惊惶起立道：“庭坚望能为东坡门下弟子，岂敢失尊卑之序！”40
余如李昭玘、廖正一等人，皆因是苏门中人，终生废黜以卒。思想先驱者，生前要遭受现实社会的迫害，古今中外，几乎没有例外，而门下弟子也必须忍受池鱼之殃，则是政治的酷虐。
苏轼还没有下葬，党祸就发作了。
韩忠彦是个忠厚、懦弱的贵族子弟，实在不懂政治权术，大权旁落而不自觉，直到曾布布置完备，专政的局面已成，他才想起来与他抗衡，愤懑中更自放弃原则，认为：“尔主绍述，我觅一最善绍述者胜之。”一错再错，他把虎狼引进来了。
蔡京为开封府尹时，与宫廷内侍都有交情，后在杭州，又与宫廷供奉童贯勾搭上了，代他呈献珍奇古玩，天天在皇帝面前替他说好话。出入宫禁的道士徐知常又常在元符皇后刘氏前盛道蔡京的才干。由此，宫妾宦官，众口一词地称誉蔡京，生长深宫的皇帝，大都欢喜听信妾宦的话，所以蔡京尚未入京之前，徽宗就有意起用他作宰相了。
邓绾的儿子洵武在徽宗御前密陈道：“陛下是神宗之子，今相忠彦是韩琦之子。韩琦反对新法，现在忠彦就变更神宗之法。为人臣者尚能子承父志，我皇上反而不能绍述先帝，何其悖逆。”故崇宁元年五月，韩忠彦便罢相了，并以蔡京、赵挺之为尚书左右丞。同时，再经谏官彭汝霖发动，党祸复起。
曾布和蔡京，原有嫌怨。忠彦既去，蔡京便正面攻击曾布以爵禄私其亲戚。布愤辩失仪，亦罢。七月，蔡京就顺利地登上了相位。
崇宁元年（1102）九月，党祸终于在蔡京手上发生了。朝廷诏籍元祐奸党九十八人。宰执以文彦博为首恶，待制以上官以苏轼为首恶，苏辙名列宰臣之内，而苏门四学士黄、秦、张、晁都列名在“余官”条下。罚状谓之奸党，请皇帝御书，刻成石碑，树立在端礼门前。
二年二月，蔡京做了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已是大权在握的首相了。四月，诏毁东坡文集、传说、奏议、墨迹、书版、碑铭和崖志，同时并毁范祖禹的《唐鉴》，苏洵、苏辙、程颐、黄庭坚、秦观诸人的文集。
然而，书物是愈禁止愈流行的。读书人秘密传诵，称苏轼为“毗陵先生”而不敢名。朱弁《风月堂诗话》一则，可证其事：
崇宁、大观间，（东坡）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有言欧（阳修）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者，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政府的禁令，可以说是很严格的了，不但毁版绝印，甚至不准持有和携带。但是东坡文字，秘密中流传愈广，对它的崇拜也更热烈。费衮《梁溪漫志》有一则故事云：
宣和间，申禁东坡文字甚严，有士人窃携坡集出城，为阍者所获，执送有司，见集后有一诗云：“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漫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爱惜，六丁收拾上瑶宫。”京尹义其人，阴纵之。崇宁三年（1104）六月，蔡京重籍奸党，将元符末年徽宗初政时期的臣僚和上书人加了进去，又将他所厌恶的及元祐大臣的子弟都一网打尽，所以人数增加到三百零九人之多。宰执群中改以司马光为首恶，待制以上官中，首恶仍是苏轼。御书勒碑，置文德殿门东壁。蔡京又自写一份，诏颁天下州军令刻石置于监司长吏厅堂，俾众共见，说是“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其间，发生两则类似的故事，一见于《宋史》：
有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辞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君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后世。”闻者愧之。无独有偶，还有个九江碑工李仲宁。王明清《挥麈三录》云：
九江碑工李仲宁，黄（廷坚）太史题其居曰瑑玉坊。崇宁初，诏郡国刊元祐党籍姓名，太守呼仲宁，使劖之。仲宁曰：“小人家旧贫窭，因开苏内翰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守义之，曰：“贤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馈以酒肉而从其请。政治权力，看似挟有雷霆万钧之势，神圣不可侵犯，其实，古往今来，邪恶的政权常在真正的民意之前，战栗颓败。蔡京可以挟天子以令天下郡县，遍立党籍碑，被以奸邪恶名，妄图传之“万世”，不料即使当时，人们的评价便已适得其反，魏了翁《鹤山题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