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在海外，旧所赍笔皆腐败。至用鸡毛笔，拒手狞劣，如魏元忠所谓骑穷相驴，脚摇镫者。今日忽于孙叔静处用诸葛笔，惊叹此笔乃尔蕴藉耶！苏轼在广州得一新识，推官谢举廉，字民师，新淦人，虽在政府任官，因其博学，工词章，远近从之问学者尝数百人，他也乐于教人，在家置席讲学。苏轼来了，他带了所撰书及旧作，不经他人介绍，遮道来谒。
读过他的作品，苏轼大为称赏，对他说道：
“你的文章，如上等紫磨黄金，须还你十七贯五百！”3
就留他下来，谈论终日不倦。
离开广州至清远峡，有《答谢举廉》一函，畅论文章。略曰：
……为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书中大骂扬雄的《太玄经》和《法言》，说他故意用艰深的文词掩饰他的浅薄，正是“雕虫篆刻之末技”！此言实是苏轼文论的画龙点睛之语。
在广州时，得郑嘉会自粤西来书，他也是遭逢挫折、无意仕途的人，所以来问苏轼将来的归止，有意相从，同隐于溪山之间。苏轼的愿望，最好是回四川老家，否则，他行遍天下，最感亲切的地方是杭州。如言：
……本意专欲归蜀，不知能遂此计否？蜀若不归，即以杭州为佳。朱邑有言：“子孙奉祀我，不如桐乡之民。”不肖亦云然。苏轼在广州逗留了一个多月，十一月上旬继续雇舟前行。孙鼛带了儿子坐一小船追来，又与之同舟共进，在大风巨浪中送至城西四十余里的金利山，于崇福寺饯别后才回去。苏轼深感这老兄弟拳拳的爱意，作书称谢不置。
舟抵清远峡，几个新旧交识如吴复古、广州天庆观的何道士、罗浮宝积寺的昙颍和尚、惠州的海会禅师等人，都从广州一路追来，祖饯于清远峡的广庆寺。
万万料想不到，吴复古忽然害起病来。他是个终年在外奔走，以道路为家的人，又行绝粒不睡的修功，身体本就非常虚弱，一病遂此不起，问以后事，但笑不言。
苏轼本来预定的行程是从广州径度大庾岭，至吉安登陆，赴湖南长沙转往永州。（见本集《与李端叔书》）月之十五，将发浈阳峡，孙鼛、谢举廉各派专差送来最近的报导：“已见圣旨，苏轼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
苏轼最高兴的，就是不必远赴湖南，他对道路跋涉，实在怕了，一身疲倦，亟需休息。于是再改行计，《复孙叔静书》云：
亟辱专使教墨，玉局之除，已有训词，似不妄也。得免湖外之行，余生厚幸。至英，当求人至永请告敕，遂度岭过赣，归阳羡（宜兴）或归颍昌（许昌），老兄弟相守过此生矣。英州（广东英德）城小，江水贯于市内，旧时架木作桥，用不了几年就坏了，郡守何智甫发起造座石桥，一劳永逸。桥成之日，恰巧苏轼到此，何守亲自来求碑文。苏轼为作四言诗一篇，所谓“天壤之间，水居其多。人之往来，如鹈在河”者是也。
苏轼作好诗，而且用大字写了，但并不送去，等何守来再请时，便说：
“轼未到过此桥，难以想象落笔。”
何即请他同往一观。轼说：
“使君是地主，应先升车。”
何谢不敢，于是并轿而行。到了桥上，苏轼说：
“正堪作诗，今晚交件。”
至夜，派人送去。苏轼之所以有此一番张罗，盖因所写诗中有“我来与公，同载而出。欢呼填道，抱其马足”这几句话，所以一定要与何守同走一趟，印证此语不虚。这种一语不苟的精神，竟是史家风范，不是平常诗人所能有的。4
在英州没住几日，韶州通判李公寅、曲江令陈公密都已派遣专使来迎。新任广州太守朱服（行中）来到英州，看苏轼旅中缺少夫役，就分遣一部分自用的仆役，又派节级梁立、林总率领这些人，送苏轼上路。
于是，苏轼就非常安稳地离别了英州。
三 韶州
元符三年（1100）十二月初七，途经蒙里，惠州河源县令冯祖仁来迎，时方在籍守制，可以陪他同行赴韶。韶州太守狄咸、通判李公寅、曲江县令陈公密延入行馆，设宴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