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亮于廨宇后圃，筑造一座凌虚台，以望南山，请苏轼作记，轼乘此机会浇了他一头冷水，如言：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日的荒草野田，岂知有今日的凌虚台？而从前秦穆王的祈年、橐泉，汉武帝的长杨、五柞，隋之仁寿殿，唐之九成宫，其宏丽坚固，将百倍于凌虚台，而今复为破瓦颓垣，又安在者？所以结尾狠狠地讽刺他道：“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这是对陈知府奏劾一事，给予针锋相对的答报。
陈希亮是眉州人，苏陈两家原是数代世交，论辈分，且比老苏还长一辈，当他读过《凌虚台记》的稿子后，不易一字，吩咐上石，并且慨然道：“吾视苏明允，犹子也；轼，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耶！”
后来，苏轼因其子陈慥之请，为作《陈公弼传》，其中有一段说：
公于轼之先君子为丈人行，而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言色，已而悔之。原任凤翔法曹张琥，本与苏轼为进士同年，共事两载，曾同游真兴阁寺。嘉祐八年十一月，调职回京，苏轼作《稼说》送其行，其中有一段说：
……吾少也有志于学，不幸而早得与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谓不早也。吾今虽欲自以为不足，而众且妄推之矣。呜呼，吾子其去此而务学也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子归，过京师而问焉，有曰辙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语之。读此文所言，显见苏轼当时已经体谅到陈希亮这位老前辈，为要矫治他少年早达的弊害，所设下的苦心，因此说“已而悔之”，因此作《稼说》以赠同年张琥。但是赠文张琥，却真个是“与非其人”，此君阴险贪鄙，热衷利禄，元丰年间，改名张璪，官知谏院兼侍御史知杂事，诗狱案起，他与李定共治此案，必欲置苏轼于死地者，就是这个同年。
陈希亮于凤翔任上，因将他州馈送的公使酒，据为私有，坐赃去职，抑郁而殁。后人造作希亮之所以获罪，系由于欧阳修代轼报复的谣言，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妄人妄语。
希亮有四子，唯幼子陈慥（季常）不乐仕进，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苏轼在岐山碰到他，他正带了两个朋友，骑马携箭，在长林丰草间出入射猎。两人自此相识，高谈用兵及古今成败之事，陈慥自以为是“一世豪士”，苏轼很喜欢他的游侠气概，遂成莫逆之交。
仁宗崩，以韩琦为山陵使。兴筑皇陵，需用竹木，饬由凤翔供应，而“编木筏竹，东下河渭”，则为签判苏轼的专职。不幸其时天旱，渭河干涸，挽木不下；而山陵工期迫切，运材须于限定时日内到达，否则，这延误王事的责任，怎么担当得起。诗言：“桥山日月迫，府县烦抽差。……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无泥，菑堰旋插修。对之食不饱，余事更遑求。”苏轼整日忙于督抽差役，集材付运，弄得寝食不安，整整忙了五个多月，直至是年秋间，才算交完差，透了一口气。
然而刚刚交完皇差，又逢地方大旱，苏轼祷雨于太白山，不验，再经虢县，渡渭水而祷于磻溪。回程自阳平入斜谷，九月至终南，住在太平宫的溪堂里，得遂一读《道藏》的宿愿。
自来凤翔，他对于这么许多牵连不断的吏事，厌倦不堪，以为除了浪费生命之外，身名两皆无益。案牍劳形，问囚理讼，不知所为何来，从前所学，完全抛弃，而一官在身，却又不得不奔走劳役，弄得心神俱疲。他在《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诗中，大发牢骚：
役名则已勤，徇身则已媮。我诚愚且拙，身名两无谋。始者学书判，近亦知问囚。但知今当为，敢问向所由。士方其未得，惟以不得忧。既得又忧失，此心浩难收。…………然而，在这一年中，苏轼仍有出其所学，极论民生国是两篇大文章，一是《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以所见凤翔老百姓为衙前之役所困，请求政府行宽大久长之政；二是《思治论》，指出嘉祐政治之弊，症结在于没有一定的国策，所以法弊而事无成。
关于前者，苏轼指陈凤翔的老百姓所最怕的，莫如衙前之役，而课役的标准，从每一人家的盘碗锅罐算起，长役十千，乡户及二十千者，都该占股一分。一分之役，名为十千可办，其实须十五六千至二十千，役重如此，老百姓焉能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