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成都城里还剩有遣余的蜀兵二万七千人，全斌怕他们会里应外合，与部将合谋，将他们骗入夹城中，一起杀了。这种杀戮降卒的暴行，更令蜀人发指。
宋太祖得知蜀乱，立即派遣大军增援，费上一年时间，免不掉又一场血腥的屠杀，才告敉平。
变乱固然得以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加以消灭，但是，宋太祖的中央政权，却也从此失掉了西蜀的民心。
宋朝统治下的子民，负担是非常沉重的。正常的赋税之外，有各种名目附加的苛捐杂税，每个人头上都须担负身丁钱，另外还有徭役和摊派，农民终年耕稼，还得不到一个温饱。前后蜀时代，老百姓缴付的捐税，总算取之于蜀，用之于蜀。现在则完全纳入宋朝中央岁入系统里去，蜀人不再得到分润，这和初平西蜀时，将孟氏库藏悉数输往京师，同样刺激蜀人。
更甚者，宋在西蜀实施专卖制度，四川重要的出产，如茶、马、盐，都由政府定价收购，人民不得自由买卖。今天以十千买进，明日即以十三千卖出，“比至岁终，收益不可胜算，岂止三分而已”。而且天下茶法皆通，只有蜀中独行“禁榷”（专卖），茶农盐民和养马户所遭受的剥削，一样苛酷，几乎无以存活。不但如此，甚至如当地名产“蜀锦”，也由政府设置专门机构，统制产销，扩而至于所有织物，都禁止人民自由买卖。朝廷所派官吏将地方富源一手攫尽，实施如此绝对的经济压榨政策，西蜀老百姓的生存机会已遭严重威胁，怎能不对宋朝抱着非常强烈的反感？
官员利用地方豪强、土霸加强他们的统治，所以只有豪强土霸才能勾结官府，粜贱贩卖，投机取利，这种霸占性的剥削与侵权，深刻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并且因此形成社会上贫富不均之尖锐对立，这一股怨恨，当然又归结到政府头上。
宋朝横暴的武力统治和苛酷的经济压榨，交相为用，使西蜀的老百姓困苦不堪。平蜀后三十年，即宋太宗淳化四年（993）春，终于发生了以王小波、李顺为首的武力反抗。
宋人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记此起义的缘由，非常扼要：
本朝王小波、李顺、王均辈啸聚西蜀，盖朝廷初平孟氏，蜀之帑藏尽归京师。其后言利者争述功利，置博易务，禁私市，商贾不行，蜀民不足。故小波得以激怒其人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贫者附之益众。王小波，眉州青神县的一个农民而已，乘着这个痛苦的时势，喊出众民心中的一个口号，就将饥饿线上十万贫民集合拢来，揭竿起事，攻青神，掠彭山，他们抓到彭山县的县令，公开将他的肚皮剖开，拿大把大把的铜钱装进他的肚皮里去，说他平日爱钱，现在给他。这个样子的惩贪办法，颇具戏剧性的刺激作用，民心大快，青、彭附近城乡，纷纷起来响应。
是年年底，王小波病创死，众人推戴他的妻弟李顺做统帅，略州夺县，所向无敌，到攻陷邛州时，他们已有几十万人了。
义军势力发展得非常快速。淳化五年正月，李顺攻陷汉州，跟着就攻克四川的心脏——成都，于是他便自号“大蜀王”，四出攻城略地，全蜀动摇。
宋太祖派宦官王继恩为两川招安使，分兵进讨，击破李顺大军，斩首三万级，杀的都是蜀人，五月收复成都，俘虏李顺。王继恩胜利后，作风与王全斌如出一辙，贪恋成都的享受，专务饮博，顿师不进，任令他的部下奸淫妇女，剽掠财物，有如凶神恶煞，因此残余的民众革命运动，此起彼落，一直不能肃清。到至道年间，复有张余之乱，迫得太宗皇帝下罪己诏曰：“朕委任非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为功，挠我蒸民，起为狂寇……”
但是，后任官吏，竞喜功利，聚敛如故。真宗咸平三年（1000），益州戍卒推王均为首，再度反抗，建号“大蜀”，改元“顺化”。官军发兵反攻，王均撤桥塞门，坚守不出，官军挖掘地道入城，王均率领党徒突围而逃，官军疑有埋伏，纵火焚城，翌日将曾在王均手下任职的数百人，集体烧死，时人为呼冤酷。
自宋收蜀至平定王均之乱，蜀人经历了三十六年不停的战争，三十六年的焚烧劫掠，元气大伤，再也没有从前那样的好日子了。这一段历史背景，距苏轼之生亦不过三十余年，他自然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西蜀特殊的地理环境，使蜀人自有独立天地的思想，进而化为热烈的乡土之恋。苏轼笔下，时常流露浓厚的乡愁，怀乡之作，俯拾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