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颓木坏，整个国家突然落入危疑震撼之中，大家都有国将大变的预感，谣诼纷纭，人心浮动。在位的朝臣们，心怀顾忌，抱着懔惧观望的态度，钳口结舌，不敢说一句话。
苏轼认为，一个负责的人，必须有勇气面对任何现实。眼前的局势，一股汹涌的逆流，即将排山倒海而来，而现在是最重要的关键时刻，如何还能缄默？要乘太皇太后新丧，对皇帝解说太皇太后对天下、对皇帝的恩德，希望哲宗能够觉悟，能够感动，才不会被小人的谗言所蛊惑，才不会被那批失意在外的政客乘机离间。万一他们重揽政权，则上承仁宗治道，所辛苦建立起来的元祐之治，就将全被破坏无余了。
辨别邪正，严君子小人之防，是旧党从司马光以来筑成的第一道政治高墙。现在最重要的事，莫如唤醒情绪很不稳定，但却即将拥有绝对权力的哲宗，不要轻启栅门，自坏长城，墙外月黑风高，一片黑流汹涌，随时会淹进汴京来的。
苏轼有意发难建言，盱衡全朝，只有范祖禹可以商量此事。他写好奏稿，持访祖禹。不料范祖禹已经写成《听政札子》，先取出来给苏轼看，这札子首言太皇太后的恩德，则曰：
陛下方揽庶政，延见群臣，四方之民，倾耳而听，拭目而视，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长进退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陛下年始十岁，太皇太后内定大策，拥立陛下，储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于太皇太后也。听政之初，诏令所下，百姓无不欢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尝有毫发假借族人。不唯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亲子也，以朝之故，疏远隔绝。……临朝九年，未尝少自娱乐，焦劳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岂有他求哉！凡皆为赵氏社禝宗室宗庙，专心一意以保佑陛下也。其次，揭破新党政客的阴谋，言曰：
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九年之间，始终如一。然群小怨恨，亦为不少，必将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为言，以事离间，不可不察。……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说，有以奸言惑听者，付之刑典，痛惩一人，以警群慝，则帖然无事矣。此等既误先帝，又欲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耶！苏轼一面听，一面不断赞叹：“公文，真经世之作也。”
晁说之《晁氏客语》载：“纯夫元祐末，与东坡数上疏论事，尝约各草上一疏。东坡访纯夫求所作疏先观，读尽，遂书名于末云：‘某不敢复为疏矣。’纯夫再三求观，竟不肯出，云：‘无以易公者。’”东坡别有一首《和纯夫月研》诗：“上书挂名岂待我，独立自可当雷霆。”盖纪实也。
纯夫（一作淳甫），祖禹字。所说苏轼附名同奏的章疏，即是此状。
苏轼对范祖禹文字的倾倒，是大家都知道的。朱熹也说：“淳夫文字纯粹，下一个字便是合当一个字，东坡所以伏他。”25
祖禹此奏，不但从颂述太皇太后的功德来感动哲宗，并且阐明太皇太后的心志，只是回复祖宗的旧政，措生民于安居乐业，为皇帝奠太平之基而已。其中一情一节，与太皇太后病榻上所说的话，丝丝入扣。哲宗若是心无所蔽，读了这个章疏，是应该有所感悟的。
不料皇帝亲政的第二天，就下旨召内侍刘瑷、乐士宣等十人复职，这十人中就有熙丰间神宗重用的内侍李宪、王中正二人的儿子在内。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词头，拒不草诏。皇上说：“宫中缺人使令，且是有近例可援之事，为何封驳？”
左相吕大防奏曰：“虽有此，众论颇有未妥。”
苏辙对曰：“此事非为无例，盖为亲政之初，中外拭目，以观圣德；而所召乃先内侍，众心惊疑，必谓陛下私于近习，不可。”
哲宗不得已道：“除命且留俟祔庙取旨可也。”但是心里非常恚恨，怀疑是苏辙指使出来的。
侍讲丰稷也站出来讲话，便被出知颍州。
范祖禹请对殿上，引述古今史实，极论小人宦官不可用，吕惠卿、蔡确、章惇这班政客尤其用不得，用则覆国。又陈宦官李宪、王中正过去种种罪状，“上负先帝，下负万民”。现在李宪虽已身亡，而王中正、宋用臣犹在，“今召内臣十人，而宪、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则中正、用臣必将复用，臣所以敢极言之”。希望皇帝“守之以静，恭己以临之，虚心以处之。则群臣邪正，万事是非，皆了然于圣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