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抵京不久，即往晋谒师门，拜见师母——欧阳太夫人，欧阳修的长子发（伯和）已经过世了，遂与欧阳斐（叔弼）、辩（季默）兄弟时常交往。欧阳家托苏轼撰《文忠公神道碑》；苏轼则入见太夫人，为他十七岁的次子苏迨求婚于欧阳斐的千金，太夫人说这是“师友之义”，一口允诺。从此与师门又成了儿女姻亲。
苏轼在京，公事既忙，再因朋友众多，趣味广泛，所以很少会有在家空闲的时光。不过他对于儿子的学业还是非常用心的，次子苏迨虽然长大了，但是身体还是病弱，所以不太管他，对稚子苏过则常亲自督教。叔党天生性分，最像父亲，非常努力于诗赋的学习，诗赋是当时科举的主科，又是苏门光辉的家学，苏轼手写一则《评诗人写物》给他，开导他作写物诗的诀窍：
诗有写物之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林逋梅花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黄昏，决非桃李诗也。皮日休白莲诗云：“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决非红莲诗。此乃写物之工。若石曼卿红梅诗：“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盖村学中语。有一次，苏过念《南史》，父亲睡在床上听。读到一个段落时，苏轼便对儿子说道：“王僧虔家住建康禁中里马粪巷，子孙贤实谦和，当时人称誉马粪王家都是长厚的人。东汉赞论李固，有句话说：‘视胡广、赵戒如粪土。’粪土本是秽物，但用在王僧虔家，便是佳号；用来比胡、赵，则粪土有时而不幸。”
——前者是修辞的技法，后者则是剀切明白的人格教育，两者皆不偏废。
苏轼平常生活很有秩序，讲究养生之道。他在家晨兴夜寝，各有一定的法门：
每日五更初起床，梳头数百遍，盥洗后，就和衣还卧另一干净榻上，假寐数刻，据说“美不可言”；直到天色平明，吏役齐集，他即起身换朝服，冠带上马，入宫早朝。
夜眠，苏轼颇以“自得此中三昧”为豪，他的方法是：初睡即在床上安置四体，使无一处不稳；如有一处未稳，即重新安排，务令稳贴。身体上如有任何轻微倦痛的地方，则略自按摩，然后闭目，静听自己的呼吸，直到呼吸平匀，心也跟着静定，如此一顿饭时，四肢百骸，无不和通，睡意既至，即便呼呼入梦，虽寐不昏。3
苏轼的个性，乐与朋友群居，而不昵妇人，即使家中妇女，他也很少和她们说话。4宋代士大夫社会里，饮宴的风气甚盛，高等门第，家有伎乐，但以只应宾客为主。苏家虽也不能免俗，养了几个能歌善舞的侍儿，不过苏轼接待宾客，却有各别的对待：凡遇“不可与言”而又不得不招待的俗客来到，他就搬出“搽粉的虞候”来，以丝竹和歌声来逃避乏味的言语；若遇佳客临门，则屏绝声色，只备清茗佳酿，相与坐谈累夕，兴会淋漓。5
苏轼推托不掉应酬，他也乐意欣赏女性的明慧和美丽，他会用最美的辞章来赞美她们，赠诗作曲之外，甚至还为她们作画，但都是过眼云烟，从不轻付感情。
所以，苏轼能以生平不耽女色自豪，五十岁后，有诗曰：“已将镜镊投诸地，喜见苍颜白发新。历数三朝轩冕客，色声谁是独完人。”
固然，这是苏轼“不昵妇人”的性情，但与道家养生之说也有关系，黄州的“雪堂四戒”中，有一条即是“皓齿峨眉，命曰伐性之斧”。他认为四戒中“去欲”最难，以苏武为例，他身陷胡地，啮雪吞毡，死生一线，但仍不免与胡妇生子，“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他的朋友中，如多情词人秦观、风流成性的杨绘和雅好声色的王巩，都经他再三劝告“戒之在色”。如定国（王巩）谪宾州，致书有曰：“粉白黛绿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深愿以道眼看破。”
饮茶，是苏轼生活上的一大乐趣，一大享受。但在北宋当年，茶的种植制作，还在推广时期，好茶不多，如丁谓于真宗朝所制的“龙凤团”茶饼，每年仅产四十饼，只够宫廷御用，皇族以外是不敢奢望的；至庆历朝，蔡襄努力改良品种，另创一种“小团茶”，欧阳修《归田录》记述：
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路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纯精，谓之小团，凡廿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往往镂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嗣后，植茶事业不断推广，至元丰年间，神宗有旨下建州造“密云龙”，质量更是超越小龙团而上，官廷赍赏，限于王公近臣，所以苏轼珍视异常，自己偶尔品啜一瓯，绝不用以招待一般宾客。他曾作很美的一阕茶词，专门歌颂这“密云龙”，调寄《行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