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之法，使民务本力农，勇于公战，怯于私斗，食足兵强，以成帝业。然其民见刑而不见德，知利而不知义，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报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车裂之祸，盖仅足以偿其亡秦之罚。理势自然，无足怪者。后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无商君之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祸者，吾为之惧矣。这篇犀利的短文，是儒学者的苏轼对法家治术所投出的匕首，有人指为系针对王安石变法失败而发。
现代的历史学者，如陈寅恪、姚从吾等，都认为苏轼是个最具史识的历史哲学者，而最难得的是苏轼即使身陷患难，却仍坚持儒家的政治理想，决不妥协。
苏轼读史，确曾下过坚实的苦功。杨慎（升庵）说，昔人问苏公曰：“公之博学可学乎？”
曰：“可。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
古人读书，主要的方法是背诵和抄写。苏轼不但翻来覆去地诵读，且更两遍三遍地抄写。在黄州，他已是年将半百的少老人了，但仍手自抄书不倦。
有个本地朋友（疑是何圣可）介绍黄冈教官朱载上所作诗文，请苏阅评，苏轼对他所写“官闲无一事，蝴蝶飞上阶”这一联句子，非常称赏，于是这朱教官就常常来看他。
一天访苏，门上传帖进去，好久好久不见主人出来，朱载上等得不耐，几乎想要走了，才见苏轼一路走来，一路连声道歉，赧然道：“适才了些日课，失于探知驾到。”朱君就问：“先生适来所谓日课者是什么？”
“抄《汉书》。”
“以先生大才，开卷一览，自可终生不忘，何用手抄？”
“不然，”轼答，“我读《汉书》，至今已经抄过三遍。第一次每段事抄三字为题，第二次两字为题，现在只用一字。”
朱载上肃然离席，向主人请求道：“不知先生所抄的书，肯让我见识见识否？”
苏轼便命老兵去内室取来。朱君翻看，茫然不解其意。苏轼便说：“足下试举题上一字。”
朱载上如言举某段题上一字，苏轼即应声背诵数百言，无一字差误。朱君为之惊叹不已。18
读书写作，既是自幼养成的习惯，一朝被迫非得焚笔弃砚不可，这所产生的痛苦，与不准音乐家演奏，禁止辩士讲话，一样难堪。苏轼在万不得已的自我约束之下，“封笔”了一段时期，渐渐觉得虽然人在闲废，也不能不做些有益于世的事情，拣现在能做的——“穷则著书”，是学人的通例，于是考虑到自己来写一部讲解《论语》的书，实现他父亲未完成的遗志，编写一部《易传》的集稿——超现实的解经工作，应是不会惹是非的，他定然这样着想。
宋人有解说《论语》的风气，见于《文献通考》的书目，即有三十余种之多。王安石也作过《论语解》，他的儿子王雱口义，苏轼似乎读过，一向不大佩服他们的释义。又记得苏辙少时，曾经写过一些疏解《论语》的摘记稿，便托人去向他取来，加以取舍，写成了《论语说》，自述为五卷（《上文潞公书》），但《宋志》作四卷，《文献通考》作十卷，书已失传，不知孰是。《通考》将它与苏辙所著《颍滨论语拾遗》并列。颍滨书自序，记述他后作《拾遗》的始末缘由，有言：
余少为《论语略解》，子瞻谪居黄州，为《论语说》，尽取以往，今见于书十二三也。大观丁亥（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闲居颍川，为孙籀、简、筠讲《论语》，子瞻之说意有未安，时为籀等言，凡二十七章，谓之《论语拾遗》，恨不得质之子瞻也。据此，苏轼的《论语说》，采用苏辙少作者居十之二三，十之七八还是他自己的见解，但是兄弟所见，并不尽同，可惜此书今已失传，只能从苏辙的《颍滨论语拾遗》中，约略窥见一二。
《四库全书总目》说：眉山之学，杂出二氏，如说“思无邪”为“无思”，“不逾距”为“无心”，颇涉禅理；解释“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认为是“有爱而无恶”，亦即佛家冤亲平等之意；以“朝闻道，夕死可矣”，解为“虽死而不乱”，去来自如之意。虽然这些解释均是苏辙《拾遗》书中所见，但我们如想到苏轼著《论语说》时，正在他寝馈佛书、欲穷禅理的热狂时期，则不难明白苏辙书中保留着苏轼所说的成分或兄弟共同见解的地方，一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