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却来日，一庵仍独居。应笑谋生拙，团团如磨驴。像牵磨驴子团团走的生活，已是可悲，何况还那么贫穷，那么寂寞，茫茫不知前路。
六 书斋生活
苏轼流放黄州，廪禄皆绝，生活非常艰苦，虽然躬耕东坡，一时也无多少实际帮助，所幸原是寒士出身，居家向来俭朴，倒还经受得了清贫的景况，心里唯一不能坦然的，是这废弃生涯，使珍贵的生命平白归于浪费。
初贬黄州，苏轼尚在盛年——四十五岁，正是一生中的黄金时间，却被放逐到这个文化落后的江城蛮瘴之地来，并无实际官守，每天三餐一宿，余无一事可为。而时间恰如大江之水，滔滔东流，不舍昼夜，不啻是对自己生命的存在，肆意无情的摧残。这种打击，落在热爱生命、满怀抱负的苏轼身上，必然构成最无救助的压迫和痛苦。
初到黄州时，即已感喟：“万事如花不可期，余年似酒那禁泻。”
酒，不是取用不尽的江水，人的寿命，也是有限的，一样禁不得白白流泻。然而，一自平白掉入这个茫茫的虚空，只能眼睁睁数着每天的日升日落，恍如看着自己的生命被一把无形的利剪，一节一节地剪落。他慨叹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时间观念的困扰，成为他最难解脱的悲哀。
第二年（元丰四年，1081）中秋之夜，苏轼对月独酌，节序带来时间消逝的警觉，使他深感胁迫，作《西江月》词：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这首词，前半阕哀时间过得太快；“月明多被云妨”，则是悲自己的遭遇。虽然注家说此词是怀念弟弟苏辙之作，然而苏辙在江西，从黄州来说，怎么会凄然北望呢？显然指的是可以发挥他的抱负，可以遂行他理想的“中原”。
唐宋人在一年节令中，最重寒食与重九，这与我们现在特重端午、中秋者不同。苏轼在元丰五年作《寒食雨》二首：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这首诗，全篇都是生命在时间压迫下的宛转沉吟，一个流落荒城的知识分子，面对节序所产生的无可奈何的伤感。但如我们还记得他曾将蜀卉海棠当作影子来隐喻自己的身世与遭遇，则第四联“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句，就是苏轼身世的穷途之哭了。
贬谪是没有一定期限的惩罚，有人终生不得起复。苏轼惶恐不安，用庄子语比作沉滞痼疾的少年，待到病愈，头都白了，莫非竟一样是如此无可奈何的宿命？
《寒食雨》的次章，更加萧索。如曰：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儒家的人生观，以奉事君父为最大的责任，然而苏轼的现况是被摒弃荒远，君主的宫门，深远九重，已经高不可攀，父母的坟墓则又远在万里以外的故乡。
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非常讶异于苏轼身处这样困厄的境况，而所作《寒食雨》一诗，却表现得如此冲和平静，非常激赏，还引以证明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变唐诗之悲观色彩，创出淡泊自然的宋诗风格，应推苏轼为居此乐观思想之主流人物。苏轼乐天知命，心襟超脱，确然不错，然而此诗则十足是穷途的哀鸣，读之令人流泪。17
话虽如此，苏轼并不完全沮丧，仍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现实，依从他的兴趣，把时间消磨在读书、著作、写字、作画和黄州近郊各处漫无目的的闲游上。
读书是他自幼养成的习惯，不过好动的他，大抵只在一天中的晚间，才能静下心来，挑灯夜读。据说每夜必要读到鼓打三更方肯就寝，纵然从外面喝得醺醺大醉归家，也仍然要取书来读，读到倦极才睡。
初到黄州，照他自己所说，“专读佛书”，这很明显是为了纾解心理上的压迫，原是一时的现象。佛书不能满足一个淑世精神未死的人，所以后来则以读史为多。历史记述过去的人和事，读来不免印证眼前的现实；印证眼前的现实，就不免“有感”；有感则书生积习难除，他又不免悄悄写下了许多篇短俊的史论。
如王安石有《商鞅诗》：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而苏轼却持绝对相反的看法，反对一切用刑赏货利的权术来治理百姓。元丰三年九月读《战国策》，遂有《商君说》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