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年早逝的宋神宗
宋神宗为宋朝第六代皇帝。1066年被立为太子，次年即位，时年仅二十。他立志改革，重用王安石，实行变法，力图挽救北宋中叶的财政危机。神宗在位十八年，三十八岁便英年而逝。
由此看来，宋神宗的隐痛和他的远大志向不是已经昭然于天下，后世所共见的吗？王船山（夫之）说得好：“宋神宗一定有不能畅所欲言的隐衷，这就是说，在他身边的高级领导人中，没有能够领会他的意图并为他谋划的人。神宗皇帝刚继位的时候，曾对文彦博说：‘国家养兵以备边疆有事，仓库里就不能没有富余的钱粮。’这不是受到王安石的诱导，而是很早就立下了这个志向。（中间省略）神宗仿佛被荆棘囚困在楼台之上，形势紧迫根本不容他在那里自怨自艾，徒发感伤，他希望振奋精神，有所作为。然而，他却难以把自己心里所思所想的话对众人说出来，以鼓舞大家克敌制胜的勇气和决心，只是提出养兵以防备边疆有事，但这还要求助这些高官的理解和支持，这些掌握国家权柄的高官不愿意像他那样表现得焦躁不安，只是想如何与他平安相处。”王船山对宋神宗的论述真可以说是窥见了他最隐秘的地方。宋神宗这个人其实就是王安石所说的怀着一种赤诚心忧天下，不想因循守旧、得过且过，不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那种人。他一辈子都担心自己成为昏聩、糊涂之人，而不以一天的头晕目眩为苦。凡是王安石期待着从宋仁宗那里得到的东西，在神宗这里都得到了。而且，神宗皇帝环顾群臣，没有一个可以和他谈话的人，当他见到王安石的时候，就好像获得了左右手，他们就像鱼见到水、水养护鱼一样和谐默契，造就了两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君和臣的一段佳话，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此文作于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刚被任命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
王安石既然以他的君王不能成为尧、舜而感到耻辱，而宋神宗则毅然把尧舜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那么王安石的事业也就是宋神宗的事业，这里也就不再多说了，只选择一两篇王安石所写的奏议，来看看他辅助皇帝的事业是多么勤勉。他在《进戒疏》中写道：
我认为，皇上已经结束了守丧的仪式，这完全符合古代圣贤所规定的礼仪。现在是臣子们向您进呈劝诫的时候了，我现在皇上身边工作，有责任先说出自己的看法。我听说孔子与颜渊讨论如何治理国家，他提出先要抛弃郑国的乐曲，然后远离斥退那些小人。商汤的左相仲虺称赞汤的德行，首先是不近声色，不聚敛财富，然后任用他人就像对待自己一样深信不疑。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沉迷于声色，不玩物丧志，然后使自己能够集中精神；能集中精神，然后才能明白事理；能明白道理，然后才能对人有所了解；对人有所了解，才能使得小人远远地离开你，而忠臣良士以及贤德的君子才能及时得到任用，并让他们尽心尽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法度的施行、风俗的养成都是很容易的。皇上虽然拥有过人的才华，但如果自己不能早早地戒除这种声色欲望，以至于出现失误，让这种欲望扰乱了自己的心思，也会造成精神不能集中的恶果；精神不能集中，就不能明白道理；道理弄不明白，歪理邪说就会乘机来影响你，这样它给你带来危险与动乱也不是不可能的。
皇上自继位以来，我还没听说有过沉迷于声色、玩物丧志的时候。然而，孔子是最伟大的圣人，他尚且认为，人活到七十岁的时候，才敢于随心所欲，如今皇上正值盛年，享受着君主的尊荣，想以声色欲望蛊惑你的人并不少见，那么我的这种担忧和皇上的自我约束就是很有必要的了。
老天降生圣人的时候是非常吝啬的，而我们能赶上圣人的降生就更难了。如今，老天既然已经把圣人的禀赋给了皇上，那么人们就要把对圣人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希望皇上能够自尊自爱，成就你的圣德，自强不息，去建功立业，使您在后世不丧失圣人的名誉，而天下的人都能得到皇上的恩泽，这难道不是您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吗？
他在《论馆职札子一》中写道：
（前略）自尧、舜以及周文王、周武王以来，历代君王都喜欢探讨治理天下的道理，选择人才，任用他们来辅助自己。我想，一个皇帝的职责就在于探讨原则、道理，而不在于做事；就在于选拔人才并任用他们，而不在于自己去亲力亲为。希望皇上能以尧、舜、周文王、周武王为榜样，那么圣人的功德一定会显现于天下。至于各个部门那些琐碎的事务，恐怕没有必要让圣人每日辛勤劳碌。（中间省略）政府各个部门每天都有事情请示汇报，他们所说自己部门的那些事，都是琐碎的小事，至于关系到国家大局的事情，有时刚说了一个大概，就由于时间紧迫只好暂时告退。如今有很多事，如果不是经过详尽地讨论和说明，让所有需要变革、设置的施政措施，无论事情的来龙去脉、时间的先后，以及大小、详略的方案，都让皇上了解清楚，烂熟于心，然后按照顺序去施行，那么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是没有办法贯彻实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