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像我这样的臣子，如果不是皇上的恩赐，我又怎能从容地竭尽全力地去做事？自古以来，那些有过很大作为的君主，没有不是开始的时候非常勤奋，到后来就沉湎于享乐和安逸的。如今，皇上具有圣人的资质，秦汉以来的帝王没有能和您相比的。您在处理天下大大小小的事务时也是非常勤奋的，但是，您所做的有些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所采取的措施有时也并不合适，我担心您到后来并不能以享乐和安逸结束这一生，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啊。
读罢这两篇文章，王安石是如何启发他的皇上的就可以看清楚了。他所说的“不沉迷于声色，不玩物丧志，然后才能集中精神；能集中精神，然后才能明白道理；能明白道理，然后才能对人有所了解”，岂止是君王，凡是做学问、做事情的人都应该按照这个方式去做。他所说的“让所有准备变革、新创的施政措施，无论事情的本末、时间的先后，以及大小、详略的方案，事先都经过详尽的讨论和说明”，则又是开创一个事业的根本，而宋神宗后来之所以能对王安石那样信任，不被社会舆论和众人的言论迷惑，大概也是有原因的。
他在《论馆职札子二》中写道：
皇上自继位以来，因为在职的这些官员有些缺乏才能，就提拔了一大批人，这些人多数是有些小才而在德行上有缺陷的。这样的人如果得了志，社会风气就会败坏。社会风气败坏了，那么这些朝夕在您左右的人如果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来侍奉皇上，就没有胆量质疑朝廷的是非；那些被皇上派到各地去的人如果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来为皇上做事，也就不能了解关系到天下兴亡的主要问题在哪里。这种弊端已有前车之鉴，恐怕不能不认真对待。想要解决这种弊端，只有亲近贤德良善之人而已。
啊，我读到这里了解到，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在用人方面有不合适的地方，责任一定不全在王安石啊。宋神宗希望国家得到治理的心情太急切了，然而君子中能够顺应他这种愿望的人又太少了。所以，他在用人方面就有些鱼龙混杂，来不及仔细选择。这是宋神宗的一个麻烦，也是王安石的一个麻烦。
总论——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一）
世上谈论王安石的人往往只谈他的变法。由于这个缘故，人们在谈论王安石的功罪的时候也只是根据他的变法。我固然是王安石的崇拜者，尽管如此，我知道，历史学家是不能根据个人的好恶来评判历史人物的。在这里，我将全面考察当时的情形，并参考古今中外的各种学说，心平气和地讨论王安石的历史功过。
自元祐年间（1086—1094）以来，所有人谈到王安石的变法，都说他的那些法是恶法。他们这是意气用事，片面、偏激是不用多说的。然而，王安石所变之法都是良法吗？这也是我不能贸然肯定和赞成的。我常说，天下有绝对的恶政治，而没有绝对的好政治。如果他的施政本意在于为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进行谋划，就应该算是好的政治。
还有一种情况：有时候，这种谋划最终达到了目的，好的谋划得到了好的结果；但也有谋划得很好，却不能达到目的的，出发点（或者说动机）是好的，其结果反而非常糟糕，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对于同一政策，往往甲国实行了，就能达到很好的结果，乙国实行了，却得到非常不好的结果；甲时代实行了，能达到很好的结果，乙时代实行了，却得到非常不好的结果。那么，这个政策究竟好还是不好呢？这是没办法回答的。可以回答的只有一点，就是把它放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中，看合适还是不合适。
王安石所变之法，我想从中找一个完全不好的法是找不到的，因为他的本意，也就是出发点（或动机），都是为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来谋划的。然而，从王安石施行这些变法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其中适合当时情况的与不适合当时情况的，大约一半对一半。王安石非常赞赏古时三代的法度，他说，这些法都是三代已经实行过并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然而，三代太遥远了，记载于典籍中的又不可尽信，这些法是否曾经实行过，我也不敢确定。但是，王安石的这套办法曾在一郡之内和一县之内做过尝试，而且确实是有效的。不仅如此，根据我的见闻，当今之世的欧洲各国，他们的政治设计往往和王安石不谋而合，而新兴的德意志帝国在这方面则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而且它已取得了很耀眼的成绩。既然如此，王安石也采用同样的办法，并且诚心诚意为天下苍生而谋划，效果却非常不明显，这是什么原因呢？应当看到，三代以前的政治家，他们所经营谋划的几乎都是占地千里的王国，有些还是只有数百里的诸侯国。而当今之世的欧洲各国，其中大一点儿的不过和我们的一两个省差不多，小一点儿的也就只能和我们的一两个县相比。所以，三代以前行之有效的或今天欧洲各国行之有效的，王安石管理鄞县一县时也是行之有效的，这一点可以断言。等到他做了宰相，管理这个国家的时候，是否还能像他在鄞县一样行之有效，我就不敢断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