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熊希龄（1867—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人。1892年壬辰科进士。1898年8月赴京参加变法活动，奏请在湖南办学会，创《湘报》。1905年7月，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11年任东三省屯垦局会办及奉天造印厂总办。武昌起义后，任江苏财政司司长，并与张謇组织统一党，任理事。次年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19132年7月至1914年2月任国务总理。1917年后，主要从事水利、赈灾等事业。
【29】孙宝琦（1867—1931）：字慕韩，浙江杭县（今属馀杭）人。以父荫任户部主事，后为聂士成邀，办开平武备学堂。1900年，随光绪帝至西安避难，内值军机处。旋出使法国、德国。1911年任山东巡抚。1913年9月，任外交总长。1914年2月，兼代国务总理。1924年再任内阁总理。
【30】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广东三水人。1894年甲午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3年任北洋编书局总办。1907年任铁路总局局长。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邮传部副大臣，署理大臣。次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1915年请愿实行帝制。1916年7月被列名祸首，避走香港。1921年12月，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1928再被国民政府通缉，旋往香港。
【31】唐质夫（1880—1964）：字在礼，上海人。一作字“执”夫，名在礼。1901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任库伦兵库筹备处总办。1912年后任总理机要处长等。1951年，任上海文史馆馆员。
四、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我的处境与观感
民国三年（1914年）修改约法以后，袁世凯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且继承人亦由他自己提出，实在想不出他还有什么称帝的必要。就当时的蛛丝马迹观之，促成袁世凯称帝的，有五种人：一为袁氏长子克定【1】，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一为清朝的旧僚，意在尔公尔侯，谋求子孙荣爵。一为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以作复清之地步。一为副总统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不义，冀黎得以继任总统。一为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之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当时见他的有关的这些人，都是以劝进帝制的话包围他，我曾对有些熟朋友说：“你们是要将大总统促居炉火。”可以说怂恿帝制的人，很少是主张关系，大多数是为富贵利禄所驱，或者是另有别图。其中最足使袁动心的因素，是日本强力主张改行帝制。这多少因素将袁毁了，但说到底，总不能不怨袁认识不够，判断不够。
至袁氏帝制失败之主因，一则是违背了时代的潮流，激起愤怒的民气；一则是他的亲信诸老“怏怏非少主臣”，谁亦不愿再做袁克定的臣属。
袁氏帝制运动期间，全国起义省份除山西之外均已消灭，山西成了旧军的眼中钉，报告袁氏山西必反，威吓之函电日有数起，劝导之来人联袂不绝。最后袁氏特派他的一个侄子常川【2】驻晋，监视我的行动，及至帝制失败，始由太原离去。此人酷嗜赌博，日夜打牌，一反袁氏指赌博为“牧猪奴戏”之谕示。我曾打算令警察将其查扣送京，谷如墉、刘笃敬【3】等几位乡老力劝我投鼠应该忌器，方始作罢。
在这一段时期中，全国民军势力均被袁氏摧毁，为什么我未能罢黜呢？就我的了解：第一、当他的帝制运动开始的前夕，我的部队已被裁编至一个旅和两个独立团，全部不到七千人，而他的心腹巡按使金永的警备队已有十一个营，其力量足堪与我抗衡。第二、山西在他北洋军队四面包围之中，与东南沿海各省不同，不可能对他作恶意的反抗，只好善意劝告。第三、对我不罢黜，尚可以作一个保全民军省份的幌子，使不深知内情的人还认为他有兼容并蓄的度量。第四、使我的革命同志对我发生误解，以为我已放弃了革命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无益，徒足招损，故我始终一本中山先生所示以保持北方革命据点为重的原则，对袁氏虚于委蛇。四年九月，奉天上将军段芝贵领衔致袁请速正帝位的电文中，列有我的名字，我未表反对；十二月袁封爵的命令，封我为一等侯，我亦未曾辞爵。
帝制运动最热闹的时候是民国四年（1915年）的后半年。八月古德诺【4】的《民主不适于中国论》在《亚细亚报》发表后，杨度【5】、孙毓筠【6】、严复【7】、刘师培【8】、李燮和【9】、胡瑛【10】等所谓六君子，即组成筹安会，大为鼓吹君主立宪，此为帝制运动的正式开始。杨度是个反对满清的人，他在日本时曾有两句名诗：“仗剑西望泪滂沱，胡运炎炎可奈何！”但他是一向主张君主立宪的。远在筹安会成立之前三月，他就撰有《君宪救国论》。刘师培是个左倾学者，他参于筹安会，并非主动。他有一次曾到山西，但始终未劝我赞成帝制，因他与我的警务处长南桂馨私交甚笃，经南介绍，我对他谈话较为恳切。我曾告诉他说：“今日大势所趋，世界各国均向民主途经转变，中国民主力量虽尚在萌芽时期，但亦是日长一日。诸君子出谋筹安，固有苦衷，然逆势亦当顾虑。”他对我这话未表赞成，亦未表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