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会议的民族构成非常有趣。据统计，犹太人占了孟什维克党的多数，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紧随其后。但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俄罗斯人占了多数……其次是犹太人和格鲁吉亚人，等等。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代表（我认为是阿列克辛斯基同志）戏谑说：孟什维克是犹太人的政党，而布尔什维克党才真正是俄国人的政党。如果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内发生大屠杀，也不会造成太大伤害。[31]
这是朱加什维利第一次承认革命宣传、招募及组织工作在俄国最大的民族团体——俄罗斯人中的重要性。
朱加什维利的这段评论后来用作其反犹太主义的证据，遭到了反对。然而，这种反对意见的确是冤枉了他。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党虽然行为方式有些粗鲁、有些麻木，但没有表现出憎恨犹太人，或格鲁吉亚人的想法。作为一个格鲁吉亚人，朱加什维利只是在重复那个俄罗斯民族的布尔什维克党员所说的话。在未来的许多年中，他将成为无数犹太人的朋友、伙伴和领导。对朱加什维利来说，重要的不是应付这种批评，而是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表现。如果要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就要鼓励俄罗斯人、犹太人和格鲁吉亚人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朱加什维利所发表的评论是在希特勒消灭东欧犹太人之前30年，所以根本谈不上反犹太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朱加什维利可能没有像犹太人关注他们自身那样，对他们有一种特别的偏爱，但也不至于去反对他们。而且，这也是他对所有人的态度。他的指导原则是对如何鼓励或督促这些民族实现他们所赞同的国家和社会做出判断。尽管我们持保留意见，为朱加什维利开脱，但他可能只是开了一次令人讨厌的玩笑，而这个评论却有其潜在含义。屠杀就是屠杀，它表现了群众以暴力对犹太人的反对。通过这个评论，朱加什维利也含蓄地向人们表明，应该抵制犹太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影响。因此，朱加什维利的国际主义思想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承诺。
朱加什维利的国际主义思想虽然模糊，民族自信心却在不断流失。他不再用格鲁吉亚文，而开始用俄文写作。从伦敦回来后，他的第一篇俄文文章出现在了巴库布尔什维克党的《巴库工人报》上。[32]从那之后，朱加什维利仅用格鲁吉亚文给同事和亲戚们写信，不再大范围地在公共政治生活中使用。这种做法，是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们经常要采取的措施。进入布尔什维主义的队伍，就意味着既要承担国际主义的责任，也要在整个沙皇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中承担中间人的责任。因此，朱加什维利自学了由波兰籍犹太学者路德维希·柴门霍夫（LudwigZamenhoff）发明的世界语。对年轻的革命者而言，世界语为他们即将在全世界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文化方面的基础。[33]
不管怎样，当时最使熟识朱加什维利的人感到烦恼的，不是他的反犹太主义的思想，而是他喜欢搬弄是非。在巴库外的拜洛夫监狱与其相识的西蒙·韦列夏克（SemenVereshchak）对朱加什维利的挑拨离间感到惊恐不已。当时，朱加什维利不断挑拨两个罪犯之间的关系，使一个囚犯反对另一个囚犯。有两次，囚犯之间的紧张关系竟发展成暴力冲突。韦列夏克写道：
在监狱政治大楼的走廊里，一位格鲁吉亚青年正遭毒打。整个监狱的囚犯，能参加的都参加了，手里还拿着能随手拿到的东西。“煽动者”这个词在大楼里传开，以至于人们都认为打架是这位格鲁吉亚青年的责任。最后，士兵过来制止了这次冲突，并将青年血淋淋的躯体抬上担架，送往监狱的医院。同时，监狱管理者锁上了走廊和监舍，走廊的墙上血迹斑斑。助理检察员来到后，开始进行调查，但没有发现谁应为此次冲突负责。当一切平静下来后，我们开始相互询问究竟是谁挨了打。我们很好奇，究竟谁知道这位青年就是煽动者呢？如果他是煽动者的话，为什么没被杀死呢？……然而，囚犯们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很长一段时间后，大家才明白，谣言起于朱加什维利。[34]
还有一次，一个名叫米特卡·格列克（MitkaGrek）的囚犯将一名青年工人刺死。据称，格列克认为这名工人是个间谍，而这个消息是朱加什维利给他的。[35]
对于清除告密者或革命的破坏者，革命者们从不感到歉疚。朱加什维利的问题在于，他经常在未对这些人做应有的审查的情况下，就轻易决定秘密地发起这类行动。[36]这样一来，他就将其同谋者置于一种危险的道路上，自己却置身事外。他意志坚定、性格残忍、信心十足、勇敢坚毅，但他的勇敢经常被那些鸡蛋里挑骨头的人忽视。但西蒙·韦列夏克承认，朱加什维利在面对权威人物时，总是举止庄重，勇气十足。1909年复活节那天，一小队士兵闯进政治大楼，对囚犯们大打出手。朱加什维利毫不畏惧，决心要向这些士兵们表明，暴力行为并不能将其摧毁。即使官兵痛打他时，他手里还拿着一本书，昂首挺胸，坚守着自己坚贞不渝的信念。[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