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1944年10月的莫斯科会议上，丘吉尔毫不怀疑地认为红军是有意后撤，[5]但大同盟的团结必须置于最优先位置。德国国防军虽然在东线和西线都采取守势，但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战斗力。盟国知道他们需联手打一场恶战，因为即便德国人抱怨希特勒的军事和经济政策的失败，但他们对领袖的忠诚依然毋庸置疑。丘吉尔和斯大林都知道首先夺取柏林的重要性，谁先占领这块土地谁就在未来的谈判中处于战略制高点。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的想法则与此不同。他们所有的策略安排都以将己方伤亡人数降至最低点为前提，而不急于参加一个谁先到达柏林的竞赛。即使美国人拒绝参加这样一种特殊的比赛，斯大林赢得比赛的决心却并未打折。他担心美英会为结束战争而与德国人单独媾和，这将导致反苏的联合运动。即使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德国人也会向西方盟国投降，从而有损于苏联的战后收益。于是斯大林选择了他最优秀的战地指挥官——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和朱可夫——来增强攻势以夺取德国首都。
1945年1月12日，红军按照斯大林的指令发起了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尽管红军的兵力3倍于国防军，但德军的抵抗意志仍未瓦解。科涅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包抄到一支纵深跨越波兰境内的德国军队南翼。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行进至北部。随着德军防御的崩溃，朱可夫报告说他已控制了奥得河沿岸。少数未撤退的德军被俘虏。哥尼斯堡及其居民被苏军围困。在去波兰的途中，红军在集中营里发现了可怕的情景。在贝尔泽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的集中营里，大屠杀的证据已被销毁，然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已逃跑的德国人没有时间来掩盖难民被关押、强制劳动、饿死和被屠杀的事实。即便没有这样的经历，苏联士兵的行为也会狂暴凶残。自“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以来，德军在苏联的暴行都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苏联的战时宣传也使得苏联人对德意志这个民族挥之不去的敏感变得麻木了。当挺进中欧时，红军继续着其残暴行径，军队肆意地实施抢劫和强暴，几乎丝毫不受节制。
红军实施这些暴行时几乎不分国籍和民族。不仅德国人，还有其他一些民族也被残忍地对待，而斯大林却拒绝惩治这些罪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米洛凡·吉拉斯（MilovomDjilas）曾向斯大林申诉，但毫无结果。“哦，那么，”斯大林回答道：
想象一下一个人从斯大林格勒战斗到贝尔格莱德，穿越千里被破坏的国土，跨过战友和最亲密的人的尸体！这样一个人能做出正常反应吗？在遭遇这样的恐惧之后，从一个女人身上寻找乐趣难道是件可怕的事吗？你认为红军是完美的化身，但它不是，也不能是……重要的是红军能与德国人作战。[6]
吉拉斯曾征战巴尔干，一向比较愚钝，此时难以相信这样的言论竟然出自斯大林。
斯大林对于自己士兵在战场外的行为漠不关心，他只是下定决心要他们攻取德国首都。他对西方盟友隐瞒了自己的意图。1945年4月1日，正在莫斯科制定军事计划的他发电报给艾森豪威尔，同意苏军与盟军在爱尔福特、莱比锡和德累斯顿会师，并说到：“柏林已经丧失了先前的战略意义，因此苏联最高统帅部考虑派遣二级部队到柏林去。”[7]为进一步迷惑美英，他提议最后一击应放在5月下旬进行，同时命令朱可夫和科涅夫加快准备工作。[8]丘吉尔越来越焦虑了。丘吉尔认为，政治上与红军尽可能远地在东部相遇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在苏军进一步行动之前，他也没能得到罗斯福的正面回应。4月19日，苏军摧毁了国防军在奥得河与尼斯河（Neisse）之间的防御工事。4月25日，苏军已到达柏林外围的波茨坦郊区。就在同一天，科涅夫的几个师与美军第一军在易北河畔的托尔高（Tolgau）会师。但是红军先期到达柏林，朱可夫在这场比赛中击败了科涅夫。4月30日，希特勒感到大势已去，遂自杀身亡。德国无条件投降。[9]
国防军的很多师团在5月8日便向美英军队投降，而朱可夫仅在第二天才开始受降。德国军事力量的崩溃使斯大林的注意力转向东方。倘若一个野心勃勃的日本雄踞于苏联东部边境，那么苏联将永远没有安全可言。他指的是从1905年在对马海战中遭到失败时起俄罗斯帝国所积聚起来的耻辱感。俄国内战期间，东京向远东地区派出了军队。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1936年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1938年日本与苏联之间的战争爆发，包括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坦克战。直到1941年中期，日本统治者才决定不再通过西伯利亚向西扩张，而是沿着太平洋沿岸向南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