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战线在这里却凝固了，斯大林派苏联最高指挥部参谋长朱可夫去保卫莫斯科。而且斯大林在最后时刻选择留在莫斯科。尽管斯大林签署了部分人民委员会成员撤退至古比雪夫的决议，但是他仍相信朱可夫可以取得胜利，他命令大部分政府要员们与他一起留在首都，这一举动无疑是最好的宣传鼓动。最高领导人不会放弃首都的消息不胫而走，所有人——上至最高指挥部下至普通的步兵、工厂的工人——都加入了抵抗德军的行列。
这年年底出现了考验斯大林决心的第一个难题——最高指挥部讨论大纵深防御的问题。朱可夫是个天生勇往直前的人，他最热衷的就是组织苏联红军主动攻击德国国防军。朱可夫更是一名训练有素的职业军官。成功地抵御德军进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朱可夫和其他司令官一样认为放弃基辅可以为战争后期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于是他冒着极大风险把这个建议提交给斯大林，并指出战争后期将会出现可预见性的资源匮乏危机。不出所料斯大林异常生气，“怎么？！难道你想放弃基辅，把它拱手让给敌人吗？”朱可夫仍然坚持他的立场：“如果您认为军队的参谋长除了废话之外，无法说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那参谋长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1]尽管如此，斯大林仍然固执己见，下令要求坚守基辅直至最后一刻，但铁木辛哥——这个平时对斯大林唯命是从的人，却在斯大林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决定让军队撤离基辅（显然，铁木辛哥无异于采取了自杀性做法）。攻击，攻击，再攻击——这就是斯大林还击纳粹的战略。由于斯大林的坚持，莫斯科的军队都在为决定性的战斗做准备，连老百姓也要一起留下来共同抗敌。
德军将战线不断向前推进。其将领对苏联坚强的意志、抵抗的决心和灵活的战略感到非常震惊。他们一直认为俄罗斯民族是劣等民族，但是他们在战争中充分认识到苏联人（包括俄罗斯人）绝非野蛮人。斯大林仍然没有改变策略，他唾弃放弃任何一个大城市的想法。他依然不懂战略撤退便于必要的战略重组。正如1941年中期他在外交事务中的表现一样，斯大林在军事方面也像个十足的门外汉。基辅9月19日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落入组织性更强、兵力更充足的德军手中。
苏联红军的战略选择很有限，每当德国国防军启用新的作战方案时，苏联最高指挥部都只能被动地制定相应的政策。所有将领都接到了必须严守阵地的命令，而苏联最高指挥部负责战略预备队的派遣支援。朱可夫制订作战计划时，斯大林不断要求和鼓动扩大军需生产。1942年的苏联在很多方面都成绩斐然，例如大量的工厂和工人从苏联的西部转移到乌拉尔地区，并且已经恢复生产；同时，俄罗斯中心地带的工业也增产了。至此，1941年时极为严峻的形势已经有所好转，但这些成绩与斯大林典型的冷酷无情性格分不开。“一切为了前线”这一标语几乎丝毫不差地落实下去：工业在1941年之前已经向军事需求严重倾斜，所有的生产都以军需为前提，甚至已经没有工厂生产生活资料了。由此可见，苏联的经济完全服务于战争的需要。正是这一缘故，苏联才能仅用1942年后半年时间就达到德国用一年才能达到的生产力水平。这些数字非常惊人，苏联这半年的时间里就生产了1.5万架飞机和1.3万辆坦克。[2]
但是这些成就以牺牲其他部门的经济为代价，而农业就是牺牲品之一，农业生产部门得不到任何资源。青壮年男性都应征入伍了，年轻妇女都去工厂工作，集体农庄的情况因此急剧恶化。很多农庄都废弃了，仅存的一些也是由一部分年老体衰的妇女维持生产劳动。然而政府还是按一定的指标收购粮食以供给士兵和工人，这就更加剧了农村资源的进一步枯竭。政府的行政命令使飞机、坦克等军事工业方面的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对农业而言这种行政命令无疑是一场灾难。斯大林的鼓吹者和此后的一些评论家们都强调苏联的战时政策使苏联在战争中表现出色，但却绝口不提非德国占领区的苏联农庄在战争中的牺牲。
然而苏联的爱国情绪高涨。报道德国军队的残暴可以使抵抗更坚决。《真理报》自然绝非如实报道，但它无需虚假报道德国国防军和党卫军。在苏联的军事抵抗日渐坚决的情况下，莫斯科的媒体就集中火力报道德军的残暴。大量犹太人、罗姆人和共产党员遭德军肆意射杀。凶杀和抢劫肆虐着苏联西部边境地区。尽管德国人允许乌克兰大多数的教堂和一些私人商店继续营业，但他们更多地是将苏联视为抢劫之所。粮食仍按往常收购，德国占领当局意识到集体农庄作为谷物采购基地的有效性而不忍将其抛弃。在执行代号“巴巴罗萨”军事计划的初期，德国的军事要员们就在柏林商讨关于占领苏联的方案。一部分要员们认为务必克制和谨慎以减少反抗，寻求合作，而这就需要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让步为代价，防止苏联已沦陷的西部地区在此期间出现强烈的反抗。但希特勒平息了这场争论。对希特勒而言，这场侵略的目的就是实现他的梦想。于是希特勒下令，要求德国国防军、党卫军和民政管理局将斯拉夫等人视为被掠夺而生的民族，将其剥夺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