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在货币流通上，原拟行使中央银行在上海印制的“中央银行台湾流通券”，后考虑到实际情况，为了避免当时大陆法币恶性膨胀影响台湾经济，决定不使用原拟的“中央银行台湾流通券”，而继续使用“台湾银行券”，订定“台湾银行券”与法币的相互汇率，管制台湾与大陆自由通汇，“四行”不在台湾设分行，到1946年5月台湾银行接收组接收了台湾银行，9月发行台币，仍保持人民手里的一点币值。
四是，实行专卖与统制贸易。这项制度在清朝刘铭传手里创立，日本统治时期加以扩充，陈仪接收后报请中央继续试行：对进出口物资有所限制，不必要的物资不让进口，出口产品也不能让私商个人随便运出，以便使台湾有限的出口产品换成迫切需要的进口物资，如以糖、煤换取肥料、布匹等，以此来掌握物资、平抑物价、协助生产、充裕财政；接收日本“重要物资营团”，改组为贸易局。这样就使台湾的全省财政收入确保了四分之一。陈仪在经济、金融、贸易等方面的措施，遭到省内外许多人的反对：有的反对他公地放租，说日本在台湾占有的大片土地，都是从台湾人民手中掠夺过去的，光复后应归还的土地都在政府手里，这种官僚资本要反对；有的反对专卖贸易政策，说这是与民争利；有的省外资本家反对台湾经济、金融特殊化，说是对他们在台湾活动形成障碍；也有的说公署集中立法、行政、司法，是搞独裁统治，等等。陈仪因此说：“似此阻碍，乃意料中事……如可立足五年，余相信一切事实，均可胜于雄辩矣。”他举王安石变法为例：“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宋神宗向文彦博说，你们士大夫都说王安石变法不好，但是百姓都说好。文彦博答道，陛下为士大夫治天下，而非为百姓治天下，神宗即默然无语。”
第二桩事，促进台湾的国语教育。陈仪有一番十分精辟的话：
台湾经过日本五十一年的统治，文化情况，与各省两样。多数人民说的是日本话，看的是日本文，国语固然不懂，国文一样不通，对于世界与中国情形，也多茫然。所以治台的主要工作，是心理改造。而目前最感困难的，是改造心理工具——语言文字——须先改造。各省所出书籍报纸，因为国文程度的关系，多不适用。台湾的书报，在二三年内，必须另外编印专适用于台湾人的。第一要编的是中小学文史教本（国定本、审定本，全不适用）；第二要编的是中小学教师的参考读本，如中学教师、小学教师等月刊；第三，为宣传三民主义与政令，须编适于公务员及民众阅读的小册；第四编一般的参考书，如辞典等。这是就台湾的应急工作而言。此外弟常常感觉到中国现在的好书太少了，一个大学生，或者中学教师，要勤求知识，非读外国书不可，不但费钱，而且不便。我常有“译名著五百部”的志愿，我以为必须如以前的翻译佛经一样，将西洋名著翻译五六百部过来，使研究任何一科的学生，有该科一二十本名著可读。其实这工作，并不怎样困难，假如约集通英、德、法、日各种文字的同仁二十位，每人日译二千字，一日可共译四万字，一月可译百余万字，一年可译千余万字，五年可译五千余万字，我的所谓名著五百部的志愿，就可达到。其实这一笔费用，转诸军事费、一般行政费，真是九牛一毛，可是对于促进学术，帮助很大。在中国，却是一种伟大的工作，可与《大藏经》媲美了。为了右面的五种工作，我设想设一编译馆。台湾总督府规模宏大，惜大半被毁于空袭，为留纪念计，拟以三年功夫，把它修复起来，作为台湾省文化馆，其中包括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体育馆，而编译馆亦在其内，含为五馆。该馆直隶长官。教育处旧有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可并入。编制预算，俟兄到后再定。这样的工作，为台湾，为全国，都有意义，望兄化五年功夫来完成。
这一番越读越有意义的话出自陈仪在1946年5月6日写给许寿裳的信，当时是邀请这位教育家来台主持其事。许在6月18日就离京赴沪，25日自沪飞台，27日就起草编译馆组织大纲。7月8日，编译馆筹备处在台北南海街原教育处教材编辑委员会挂牌办公，10日长官公署派令（署人字第4623号）任命许寿裳为编译馆馆长，许马上召开新闻记者会，讲述《编译馆的旨趣和工作》，发表《台湾省编译馆的设立》、《台湾省编译事业的拓荒工作》等文，以扩大影响。后因陈仪离职而中断了编译馆的计划，许寿裳也离岗先去台湾大学任教授兼国文系主任，1948年2月18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惨死于台北寓所。而陈仪此举意义极大，它是对日本“皇民化”的一项清除工作的开始，是对日后中华文化在岛内的传播与发扬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的拓展。陈仪还对原台湾大学加以充实，设置了师范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农学院等。他常说：“台湾的某些基础比内地好，要建设台湾，忽视扶植和本省的力量是不成的，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加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