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陈仪在台北公会堂（同年，接管台湾的国民政府将公会堂更名为“中山堂”）举行受降典礼。上午九时，中方党政军负责人以及台湾知名人士和各县市的代表按时齐集，美方的陆海空军军官以及美国经济考察团的人员也参加了受降典礼。典礼在大厅内举行，大厅正中设有大长桌，上面摆着有关受降文件。中国方面参加典礼人员的座位在大厅的东面，美方参加典礼人员的座位在大厅的西面。典礼开始时，陈仪身着军服，站在长桌后方的正中。片刻，安藤利吉率同他的幕僚长缓步走进大厅，行至陈仪桌前弯身半鞠躬。行礼完毕后，安藤利吉作立正姿势，挺胸垂手，面向陈仪。陈仪开始宣读受降书，念毕，安藤利吉提起毛笔俯身签字后仍站在原处。陈仪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这一极富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向全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随即，司仪员宣告礼成，令安藤利吉退出。当时传说，日本军人曾有“焦土”阴谋，安藤利吉闻讯即召之而告诫曰：“接受投降的是我们陆大前辈陈仪长官，你们千万不可轻举妄动。”日本军人对辈分极为重视，从而避免了一场灾难。大约三个月后，安藤利吉作为战犯解到东京受审。
1945年10月25日，陈仪签发《受降令》给日本军司令安藤利吉。
接着一大堆事情，待陈仪一一加以处理。当时有人把接收时的台湾比作一艘百孔千疮的破舰，对此陈仪说：“难为我们把舵的人，我们不能让这条船沉下去。”他还说：“台湾人民忍受了50年含垢受辱的生活，才光复，我们忍心破坏台湾吗？”
陈仪从入台接收到“二·二八”事件仅一年又几个月时间（从1945年10月到1947年3月），做了大量的事情。
第一桩事，在台湾实行经济、金融、贸易等政策，做了许多急办的经济事情。一是，当时台湾收复后，虽然物价上涨，但整体上却比大陆稳定，原因是台湾当时有一套互为配合的经济政策，公署掌握有生产、贸易、金融、运输等实际力量。举凡工资、利率的限制，汇率的调整，进出口贸易的管制，都能相互配合。陈仪一接手，马上采取急需办理的措施，即解除日军武装，遣送日侨日俘，在三个月内，除少数日侨外，均遣送完毕；统一接收和处理日产，陈仪是鉴于大陆接收日产的混乱，特规定由公署统一接收，中央各部、院、会派赴台湾接收人员不得单独进行接收，有些日本在台湾留下来的建设项目，不能半途而废，如高雄港在当时已做了四分之三，需要继续建设；原殖民地的金融机构继续营业，台湾银行发行的台湾银行券，继续流通。
二是，陈仪又马上实行事业公营与公地放租两项政策，并实施经济统制，以免大陆经济危机对台湾的影响。关于“事业公营”，陈仪认为：“台湾70%的生产企业，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50年的遗产，是台湾人民的血汗建成的，今天接收回来，应是人民所有，成为人民的企业，不能落在少数人的手中。”当时接收的775个日籍资本控制的企业，出售376个，改组为公营的399个。这些公营企业又分为“国营”、“国省合营”、“省营”和“县市营”四种。按照产业划分，有关石油、铝、钢铁等22个企业划归“国营”，有关电力、配料、造船、机械、糖业、水银等43个企业划归“国省合营”，有关矿山、农林、航运、保险、金融以及土木建筑等306个企业划归“省营”，9个企业划归“县市营”。此外，还有19个企业由国民党台湾省党部直接经营。陈仪发展公营企业还有一个目的，是以其所得的利润，供作财政开支，替代税收，减轻人民负担。关于“公地放租”，是陈仪主张面对接收日人公私土地17.5万公顷（占全省土地面积的73%），除政府机关实验示范外，其余的实行公地放租，直接租给农民，分三个阶段进行。先是，以本省公有耕地，放租现耕农民，辅导组设合作农场，由分耕分营，逐步进展到合耕合营，以改善农业技术，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为目标；进而，以公有耕地设立的合作农场为中心，辅导邻近农民，将私有土地普遍组织合作农场，着眼扩大合作范围，利用高技术，以改善经营制度，并健全加工运销组织；再进而，完成全省普遍合作农场的组织，从集体生产、共同消费着眼，发挥高度合作精神，充分提高农民生活水准，建立共有共享的农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