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美国参议员诺兰夫妇抵台访问时，诺兰除了向蒋介石吹嘘许多“将在美国国会支持中华民国”的话，还希望将台湾空军购买器材的差使由他代办。诺兰还称：美国若干航空制造公司，在国会中均颇具影响力，如由他采办空军器材，他还可以让这些参议员加入支持台湾当局等语。
蒋介石认为诺兰的要求对台湾当局有益无损，便答应了。其后，蒋介石指示“空军总司令”周至柔通知毛邦初，将采购器材的工作移交给诺兰办理。毛接此命令后，以为蒋介石对他不信任了，此时诺兰又去催毛移交购买器材款项。此种情形之下，毛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不仅不和台湾当局驻美“大使”会面，还将此事告知在美做寓公的前“代总统”李宗仁。毛说此款项系李“代总统”任内汇出，蒋无权支配这些外汇，请李采取适当措施。毛还说他手中保存有蒋在美国进行“游说活动”文电（蒋介石退台后，采纳“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建议，到美国游说，收买院外援蒋集团，对民主党政府施加压力，以修改对华政策。此项“游说活动”的文电均通过毛邦初主持的“驻美空军购料处”专用电台，故毛掌握台湾当局在美进行“游说活动”的大量材料）。李宗仁听后说：“此款既在代总统任内非法提取，本人应有审查大权。”李特嘱毛邦初：“不得移交，并责其保全档案，藉资审察。”
毛邦初
与毛抗命向李陈述事情真伪同时，美国有人调查台湾当局是否利用“美援”进行“游说”活动。蒋介石闻之此事后，以为是毛邦初提供有关“游说”材料，加之毛与李搞在一起，愤怒异常，于1951年8月21日宣布毛邦初停职查办，并令其迅速返台，听候查办。
毛邦初被撤职后，拒不返台，而且勒款不交，蒋介石指令“司法行政院”政务次长查良前往美国向法院起诉。当查抵美后，毛又携巨款潜逃墨西哥。蒋又令查前往墨西哥打官司。墨西哥当局以毛邦初伪造入境证非法入境将其拘留，准备提起公诉。但奇怪的是，最后却不了了之，竟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
再如刘航琛案也是如此。刘是四川人，出身于酒商之家，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后成为四川军阀刘湘的食客。为了取悦刘湘，掌管财务的刘航琛，按月拨款10万元存入刘湘账上，为其任意挥霍提供方便。刘湘非常赏识刘航琛的聚敛有方，但又认为他有野心而存戒意。后刘又投靠宋子文，在宋的支持下，刘于1935年当上了四川省财政厅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到上海，又拜在李宗仁的门下。当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刘四处奔走，为李宗仁拉票，耗费颇巨。蒋介石下台，李宗仁登场，使刘航琛也荣登经济部长的宝座。刘任职期间，发现该部所属香港国外贸易事务所存有钨、锑、锡外销矿产品，总数约值美元五六千万元，遂企图将全部矿产品收买过来，予以吞并。刘的企图被该所员工识破，成立了保护矿产品委员会以进行抵制。刘航琛为此控告到香港法院，经法院判决，该矿产品暂时被冻结，以后由香港当局将矿产品移交给新中国。
此间，刘航琛的老巢川康、川盐两银行由于投资多、亏空大，资金难以周转，刘曾挪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港币200万，汇渝解救，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国民党撤退南京前夕，刘航琛逃往广州，后又至重庆；新中国成立后携眷逃避香港，以后又跑到台湾。蒋介石在台重登大宝后，因刘是李宗仁的人，在李赴美“就医”时，还曾拨款给他，所以对刘非常不信任，遂即在陈诚“组阁”时将其踢出政治核心圈。此刻又逢国民党整肃，蒋介石正好想找个大点的“老虎”开刀，便指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孙玉琳等五人，以刘航琛“逾权违法，浪费国币，废弛公务”等罪状提出弹劾，并经台湾“监察院”审查成立通过。1950年7月3日，台北地方法院以刘航琛“对于主管或监察事务，直接或间接图利，有触犯惩治贪污条例罪嫌”，依特种刑事诉讼条例及刑事诉讼法提起公诉。11月30日，台北地方法院判处刘航琛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刘航琛不服上述判决，上诉请求复判。后经何应钦、张群等元老说情，刘才被取保释放。
此外，蒋介石也借“改造”之名，在国民党上层重新进行了权力分配，在“清除派系观念”的口号下，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踢出了权力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