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克松发表上述讲话前20分钟，台湾当局驻美国“大使”沈剑虹从国务卿罗杰斯那里预知了这一“噩耗”。沈剑虹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有几分钟时间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我简直不能相信方才听到的话是真的。我想打电话给台北方面，不巧的是美国这边的越洋电话接线生那天正罢工。我正在草拟电稿时，电话又响了。这次是台北外交部杨西昆次长打来的，问我是否从美国政府人士那里，听到基辛格秘密访问北平的消息。台北的人士刚刚听到新闻快报，要我证实他们听到的消息是否正确。像我一样，台北方面对这一消息最初反应也是觉得难以置信。”[51]
对于美国立场的改变，台湾当局并不是没有思想准备。早在6月15日召开的“国家安全会议”上，蒋介石曾就此事发表讲话，他说：“古人常言：‘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决不可以一时之波澜，遂自毁其壮志’……国父更昭示我们‘存在之根源，无不在于国家及国民独立不挠之精神’。又说‘须知国家之受损害，及时自能回复，若国家之行动，为人所迫胁，而不谋抗拒，则其立国之精神既失，虽有大利，亦何以为’。如果今天看到某些国家短视近利，违反理性，蔑视正义，奢言和平而实在葬送和平的作为，吾人即为其所激怒，或为其所沮丧，甚至为其所胁迫，而不能‘持其志毋暴其气’，那就正是在‘自毁其壮志’！只要大家能够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慎谋能断，‘坚持国家及国民独立不挠之精神’，亦就是斗志不斗气，那就没有经不起的考验，冲不破的难关。”[52]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惊变”会来得这么快、这么急。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访华。
7月16日，蒋介石在确信美台关系“绝对不会像以前一样”后，指派杨西昆约见马康卫，向他提出强烈抗议，并称尼克松此举是“最不友好的行动”。同时，蒋介石还训令沈剑虹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抗议。沈剑虹奉命拜会美国分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格林，向他转述了来自台北的“愤怒、困惑和震惊”。对于台湾方面这种歇斯底里的反应，格林答复如下：（1）美国理解台湾对此事的震惊；（2）美国为事先没有通知台湾感到遗憾，但这是不可避免的；（3）美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不会以牺牲老朋友的利益为代价；（4）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赞同尼克松访华，故台湾应适可而止。20日，美国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出面证实尼克松曾致函蒋介石，表示“继续承担对台湾的防御义务”，聊以表示对“中华民国”友人们的一点安慰。
但是，尼克松虽承诺了对台湾的防御义务，却并未能确保“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席位的稳固。美国在1970年以前，曾连续10次使用延期战术，使联大成员国不能认真地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大的问题。不过，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位的不断提高，也由于国际上主持正义的国家与人民的不懈努力，表决票数的差距逐次接近。1970年第25届联大对阿尔巴尼亚等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进行表决时，出现51票对49票的过半数赞成的结果。尼克松看到了形势的变化，他对基辛格说：“在很机密的基础上，我想请你让你的助理人员起草一份研究材料，对我们在联合国接纳中国问题上将采取什么方针提出建议——不要告诉任何可能会泄密的人。我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票数去阻挡。接纳的时间要比我们预料的要来得快。我们确实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逐步造成一种形势，使我们既能保持对台湾义务，而又不致遭到赞成接纳赤色中国的人的抨击。”[53]
8月17日，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建议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安理会成员国，但同时保留“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大会的席位；要求联合国大会同意任何驱逐“中华民国”的动议都属于“重要问题”，需要有2/3的多数票才能获得通过。
8月20日，针对美国的“双重会籍”新战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
1971年8月17日，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乔治·布什，根据美国国务卿罗杰斯8月2日《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声明》，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一封信和一封备忘录，正式要求把所谓“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的议程。美国政府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有代表权”，同时又主张“应当规定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这是尼克松政府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大暴露。对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并且坚决反对……中国政府郑重声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类似的荒唐主张，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谬论，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的阴谋。只要在联合国里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中国政府的这一严正立场是不可动摇的。不管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用任何形式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之类的阴谋，都永远不可能得逞。必须把蒋介石集团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必须完全恢复。中国政府深信，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18国所提出的正义主张将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