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发表上述讲话后，国民党组织机构和舆论工具，大造声势，使“老大当退者”不得不退。一个月内，“台湾省政府”即有2000余名官员办理了退休。9月，马超俊等五名元老“响应号召，依例自退”。1970年1月，“行政院”通过《政务员退休金增与办法》，提高退休人员待遇，同时大量增设“总统府资政”、“国策顾问”、“战略顾问”以及中央评议委员等虚职。“行政院”、“台湾省政府”及各部会、厅局也都依法炮制，纷纷在本机关设立“顾问”以酬庸“退位让贤”的老长官。这样搞了几年之后，国民党内基本形成了“限龄退休”制度，官员到龄之后，一般都能识相地提交退休报告，任凭当局接受或“慰留”。能获“慰留”的多是蒋氏父子的心腹亲信或专门技术人员，有其“不可替代性”。如长期主持“调查局”工作的沈之岳，退下来后被聘为“国策顾问”，每天仍要到“总统府”上班，负责为蒋经国整理各条渠道上来的情报。又如曾任“司法局长”的汪道渊，竟能从“国策顾问”的位置上复出，先后担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国防部长”、“司法院副院长”。但是，此类例子毕竟十分罕见，绝大多数高级官员得到的答复都是“准乞骸骨”。他们中有些转到“公营”企业中任挂名的董事长或理事、监事；有些转入私营企业经商；还有些改行从事文化出版事业；多数则在家养老。
在这次人事整顿中，军队系统是执行最为顺利的一个部门。这是因为当年蒋氏父子在整军建军运动中已确立了“任期制度”和“退除役制度”。相对而言，党政系统退休制度的贯彻，要复杂得多、艰难得多。当时，真正能实现新陈代谢的仅是部会以下单位，而掌握决策权力的中枢，仍牢牢掌握在元老们手中。究其原因，还要在蒋介石自己身上找答案。他在迟暮之年，虽已很少过问政务，但毕竟仍霸着“总统”、“总裁”的名分不肯撒手。有这么个榜样在此，国民党的核心领导成员——“中央委员会”的常委们，也依样画葫芦。如黄少谷、袁守谦、谷正纲、沈昌焕等“党国大老”，都是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岗位，雷打不动。这样，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虽然隔几年总会出现几张新面孔，但真正有发言权的，大多是党国大老。年龄没有七十岁是很难取得发言地位，权位不高的也没胆在党主席面前放言高论。这种情况，蒋介石至死未能改变，蒋经国在父亲死后执政十二年，也始终未能克服这一领导核心老年化的弊病。
蒋介石在硬性贯彻退休制度的同时，并要求各级组织加强对新人的培养和引荐。
1963年11月12日，国民党召开“九大”，蒋介石发表《我们复国的精神志节和建国的目标方略》，称：“中兴以人才为本，以故我们战斗的、建设的准备，尤当以人才的储备工作最为要图；而人才又当以青年为前提，为先务。大家知道，不仅今天科学需要青年的智慧，生产需要青年的才能，经济、军事、社会、政治……各方面，在在都需要青年来共同努力，以促致其发展与进步。今天复国的力量在此，今天复国的人才亦复在此……大家知道，我们党是属于青年的，青年是属于党的，党固然应该激发同志，以责任义务为出发点，而不以私见私欲为出发点；但是党的先进同志，尤其是中央委员、评议委员，则应该以爱护青年、识别才俊为己任，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务须多吸引裁成，为党造成一个继继绳绳、人才辈出的团体。”[32]
1964年7月6日，蒋介石又在第九次党务会议上再次重申起用青年才俊的主张：“关于健全党的基本组织，引用青年干部一节，我在九全大会中，就曾郑重指出：我们不仅要加强党的行动领导，更要强化基层的组织活动；尤其特别强调：组织有责任为党发现人才、培植人才，也有责任奖进青年、鼓舞青年；青年要向党的革命领导旗帜集中，党尤其要负责为青年才俊开路，这是本党一贯的政策，亦是一般干部共同的责任。”[33]
11月28日，蒋介石第三次发表有关引进新人的讲话：“我在九全大会中，曾经强调‘中兴以人才为本’，并明确指出‘组织要为党发现人才’‘党要为青年开路’，这一认识，可以说是党新生再造的首要条件；因为没有人才的继起，就不可能有党的新生再造。”[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