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软硬不吃的坚强态度，使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日子很不好过。杜勒斯所奉行的“战争边缘”的政策，其意思就是敢于为“和平”而冒战争风险，但又不至于卷入战争。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对弱国、小国进行威吓，以达到不战而胜的武力讹诈政策。但不幸的是，他遇到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中国共产党人。这时的“边缘战争”政策，就像一把中看不中用的劣质菜刀，立即卷了刃。“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杜勒斯先生终于决定要从“战争边缘”脱身离去了。
不能否认，杜勒斯作为一名职业政客，还是有相当“能耐”的。他在对中共大肆进行威吓利诱的同时，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他通过美国驻“台湾大使”蓝钦等人不断给蒋介石“吹风”做“思想工作”，早早地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摆脱中国沿海岛屿问题的困扰铺垫后路。1955年1月18日，蒋介石就第七舰队在大陈岛附近“敷衍了事”的表现致电叶公超：“要求尽快给我以明确而充分的答复，同时要求第七舰队将继续在大陈区域进行经常巡逻，从而从精神和道义两方面给我们以支持。”[46]19日，国民党“外长”叶公超、“驻美大使”顾维钧与杜勒斯、饶伯森、麦康瑙吉就台海危机进行了紧急磋商。叶公超要求美国发表“强烈带暗示性的公开声明”，以对中共产生“强大的威慑力”。杜勒斯坦率地表示，美国在当前情况下“无法去吓唬人”，并且认为守住大陈是不可能的。[47]随后，杜勒斯在与雷德福海军上将、艾森豪威尔的午餐会上，建议修改国家安全委员会NSC5429/5文件精神，并作出三点决议：（1）按照美国的意见，中国政府从大陈撤军将是一项明智的措施，美国准备对撤军提供空中和海上掩护。（2）在联合国采取某些行动之前，美国拟公开宣告它将参与保卫金门地区。（3）美国将把这个问题提交安理会，供其进行考虑和采取行动，以实现停战。[48]下午，杜勒斯将此项消息正式通告了顾维钧。
杜勒斯
蒋介石知道，凭借他手中的飞机、军舰，根本无法阻挡人民解放军渡过台湾海峡，于是只能忍声吞气接受了美方的安排。不料，艾森豪威尔在总统咨文中全然不提帮助防守金门和马祖之事。在不久通过的《台湾决议案》中也没有一鳞半爪的表示。29日，蒋介石约见蓝钦，表示：“如果美国不公开宣布或以照会说明共同防卫金门和马祖，我们也就无法宣布撤出大陈。”[49]30日清晨，蒋介石看到了艾森豪威尔签署授权法案时的声明，发现甚至没有提到“中华民国”一词，不禁勃然大怒，高声叫骂：“它哪里配得上称做崇高的盟邦！”下午，蒋介石约见蓝钦，表示：“在目前我们不拟采取任何步骤（指撤出大陈）。”[50]美国政府拼命向蒋介石解释说，无意承认共产党中国，或者接受英国“两个中国”的观点，只是如果发表协防金门、马祖的声明，可能会引起国会的疑虑。饶伯森数次打电话给叶公超，要求台北方面不要发表任何提到美国将参加防卫金马的声明，否则美国政府就要予以公开否认。他还明确表示艾森豪威尔对此以感到厌倦，怀疑和蒋介石终究不能合作。最后饶伯森向叶公超转述了艾森豪威尔的牢骚：“蒋委员长真是一个独裁者，难怪旁人这样称呼他。他居然想要指挥我。”[51]
2月2日，蓝钦求见蒋介石，再次向他解释了美国的立场，并立即安排美国协助从大陈撤退的具体细节。蒋介石仍坚持说，早些时候美国政府以艾森豪威尔总统名义发来的电文以及“大使”的解释，使他了解了美国的实际困难。“但是，虽然我们可以不坚持美国公开声明参加金门、马祖的防卫，但我国政府目前的既定政策则是以声明协防金门、马祖为基础的。由于美方不能声明这一点，我国政府就面临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就是如何对我们的文武官员和同胞进行解释，以及如何抵消撤出大陈的不利影响。”[52]
4日，副国务卿胡佛约见顾维钧和叶公超，再次表明协防金马作为撤退大陈的条件依然有效，但总统不能对此公开声明。他说：“第七舰队司令好几天前就敦促美国政府发出命令，指示他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并且还报告说，他也许再等不了二十四小时了。这位司令的理由很明显，这些部队是匆匆受命到那里去对付紧急情况的，因此没有时间安排轮机人员和其他军官们轮班值勤。他们有的人不得不一天二十四小时坚持在工作岗位上，已无法再继续下去。司令官向政府提议，如果在二十四小时内接不到命令，他有可能认为有必要将舰队开回冲绳。”[53]他还强调说，如果“中国政府”不“要求”帮助从大陈撤防，美国政府是不能给舰队发出命令的。因为这样做的话，世界各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侵略了中国的领土，美国民众也会质问，为何自作多情地将第七舰队的小伙子们派到与我们毫不相干的荒岛上去。胡佛的这番话，明白无误地向蒋介石传递了一个信息：如果国民党军再不从大陈撤离，那么美国就撒手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