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英国驻华代办向周恩来转递了英国外相麦克米伦的口信：英国对周恩来在万隆的声明有很大兴趣，询问中国有无口信希望通过英国向美国转达。同日，印度尼西亚驻华临时代办也向周恩来总理表示印度尼西亚总理愿意在中美解决台湾问题时从中斡旋。[64]周恩来表示：他已经注意到杜勒斯的声明；至于停火，中国并未向美国开战，故无所谓停火；关于“缓和紧张局势”，已在万隆会议上声明过了。11日，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专程来华斡旋，提出分三阶段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周恩来对梅农的努力表示感谢，表示：（1）和缓局势是双方的，中国可以允许国民党从金门、马祖撤军，但此举并不意味着承认美国对台湾侵占的合法化和“两个中国”。（2）美国有两件事可以做，一是取消对华禁运；二是允许留学生回国。中国也有两件事可以做，一个是根据法律程序美国在华犯法人员，包括美国飞行员；另一个是允许美国友好人事访华。（3）中国既愿意和美国谈判，也愿意同国民党集团谈判。但两个谈判性质不同，一个是国际谈判，一个是内政，是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的谈判。[65]26日，周恩来向英国代办杜威廉作了正式答复，并将其与梅农的谈话作了解释。
此时，美国国内舆论要求政府促使飞行员获释的呼声愈来愈大。杜勒斯也试图尽快解决此事，以便对国内有一个交代。7月11日，杜勒斯致电美国驻英使馆，请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建议：中美双方各派大使级代表一名，于双方同意的日期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以便有助于“愿意返回各自国家去的平民遣返问题”，并“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双边之间目前有争执的某些其他实际问题”。[66]13日，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15日，中国政府通过英国政府回复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举行大使级会谈。[67]25日，中美同时发布了两国将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的新闻公报。新闻公报的发布与中美会谈的展开，使台海紧张局势得到迅速缓解。
第二次军事“反攻”高潮与“八·二三”炮战
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坚持要求中国作出在台湾海峡不使用武力的承诺，并要求中国承认美国在台湾海峡拥有“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这种公然侵犯中国主权的蛮横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代表的拒绝。另一方面，台湾当局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对出尔反尔的“盟国”恨之入骨，大骂美国是在“放弃使用武力”的幌子下“迫我放弃外岛，贿赂中共”。[68]鉴于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上，就不得不考虑日益上升的民族矛盾。为此，中央开始将“和平解放台湾”这个意向性的宣传口号转入具体实施阶段。
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说：“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的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他还说：“我们对于一切爱国的人们，不论他们参加爱国行列的先后，也不论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他们为和平解放台湾建立功勋，并且还将按照他们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和适当的安置。”[69]
7月16日，周恩来在接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称：“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战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呢？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70]此间，毛泽东也多次讲到：“和为贵，爱国一家”；“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71]
中共中央提出重开国共合作的主张，也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他经过反复权衡，决定派人赴大陆探探风声。1957年初，蒋介石召许孝炎回到台北，在“总统府”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蒋介石说：“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因，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往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许孝炎考虑再三后，当即提出三个人选，分别是曾任“立法院院长”的童冠贤、秘书长陈克文、现任“立法委员”的宋宜山。蒋介石思量再三，选中了宋宜山。蒋介石选中宋宜山的原因很简单：（1）他是蒋介石的学生，经过长期考验，是忠于蒋介石的。宋宜山自南京中央党校毕业后，被派往英国留学，归国后一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国民党撤退南京前夕，出任中央组织部人事处长，官职和学历相当。（2）宋是台湾“中央民意机构”代表的“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身份比较灵活，官味较轻。（3）宋的胞弟宋希濂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被解放军俘虏后，关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可借探亲为名前往北京。（4）宋宜山为湖南人，而中共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等以及中共派往香港活动的章士钊也都是湖南人，对话沟通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