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为争取广大市民及近郊农民拥护我们，北京市曾组织二百多个调查访问小组同时出动，代表市长到一切派出所和乡政府管辖区域，召集居民的大小会议和挨家访问（派出所和乡政府工作人员实行回避），以三四天时间调查政府工作人员及警察的一切贪污违法行为，报告市政府处理，收效甚大。此项办法全国各城市都可仿行，并且每年应举行几次。(20)
2月9日，毛泽东又对高岗关于东北打虎计划报告批复说：
高岗同志，并告各同志：
2月6日电收到。
（一）沈阳公审计划很好。请将各类处刑免刑犯人姓名、罪行和量刑轻重事先摘要电告中央。得复再行公审。公审应由最高法院东北分院主持，可以一审终结，不许上诉，应由最高检察署东北分署为起诉人，北京2月1日公审由各机关为起诉人，有些人认为不妥。
（二）上述各点请各行政区注意。
（三）东北计划打大老虎四千只，中小老虎二万五千只，为全国六大区第一位。各大区虽然不能都向东北看齐，但要根据自己情况逐步提高预算，批判干部中的右倾思想。
（四）各大行政区一级、省市区一级和专区一级军事机关应归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领导，统一制定和修改打虎预算，统一指挥打虎行动和研究打虎战术，但各级军事机关同时又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二者分工而又统一，利于配合打虎。
（五）个别单位（例如华北第十军的几个师）已出现用迫（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21)
2月17日，毛泽东还派陈伯达到沈阳了解东北“五反”斗争情况，并且让高岗“给他以指示”。
“五反”运动是“三反”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三反”运动揭发出来的问题可以看出，凡是重大的贪污案件都是公职人员与反动私商相勾结。因此，要想取得“三反”运动的彻底胜利，必须反对资产阶级分子的违法行为。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
“五反”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后，揭露出一些资本家“五毒”情况严重，有的资本家甚至用废棉烂棉制造急救包卖给志愿军，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使“五反”运动迅速进入高潮，有效地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使我们党在对资产阶级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全国范围的“三反”“五反”运动到1952年6月就基本结束了。这场运动清除了一批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贪污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的恶习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地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高岗为首的东北局在全国率先领导开展“三反”运动，功不可没。但是，在“三反”“五反”运动进行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而这些偏差的出现，也是与东北地区“三反”运动的不足紧密相关的。
东北地区“三反”运动中的不足，主要是在反贪污运动的打“老虎”活动中，规定凡是在贪污一万元（旧币）以上的就是“大老虎”，并且主观地要求各地、各部门都要抓出自己的“大老虎”来，并且规定了抓“大老虎”的数量。结果是扩大了打击面，使一些犯有一般错误的同志遭受了过分的处理。如沈阳市银行行长和东北工业部的一名副部长，都在这场打“老虎”运动的过分压力下自杀身亡。
由于全国的“三反”运动是按照东北的经验推广的，所以，东北“三反”运动中的不足也必然对全国的“三反”运动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导致全国的“三反”运动也出现了一些偏差。我们从本文中引用的毛泽东与高岗的电文中就可以看到，截至1952年1月，东北局确定的抓“大老虎”指标是“五百只”，毛泽东认为这个目标“是适当的”。但是，还不到一个月，高岗就在1952年2月6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中提出：“东北计划打大老虎四千只，中小老虎二万五千只”。而毛泽东则认为：“各大区虽然不能都向东北看齐，但要根据自己情况逐步提高预算，批判干部中的右倾思想。”这样，按照东北的高指标“经验”在全国“打老虎”，出现一些偏差就是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