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确实有些难以理解的举动，在当时确是必须的，而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此也是非常清楚的。1942年毛泽东在大生产运动蓬勃进行中就明确指出：
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2a)
这样一场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当时却是完全合理且完全必要的大生产运动，实质上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与命运，关系到中国的抗日战争能否取得最终胜利。
指挥这场“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具体负责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民众大生产运动的，是时任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的高岗。
1939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讲话时，就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边区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的全体人员开展必要的生产。
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政军民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说：
今天开生产动员大会，意义是很大的。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要发动人力，就要实行民权主义；要动员物力，就要实行民生主义。今天的生产动员大会，也就是实行民生主义的大会。陕甘宁边区有二百万居民，还有四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二百零四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生产运动还包含一个新的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的意义。这二百零四万人中，有学生、军人、老百姓等等，今年都要种田、种菜、喂猪，这是农；要办工厂，织袜做鞋等，这是工；要办合作社，这是商；全体都要学习，老百姓要开展识字运动，这是学；最后是军，八路军自然是军，学生要受军训，老百姓要组织自卫军。这样，工农商学兵都有了，聚集在每一个人身上，叫做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也叫做知识与劳动团结起来，消灭了过去劳心与劳力分裂的现象。
毛泽东还在大会上尖锐地提出：
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3)
李富春代表中央总生产委员会在大会上做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指出，1939年生产运动应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同时帮助人民发展手工业，统筹发展生产合作事业。
这次动员大会吹响了在陕甘宁边区全面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角。会后，陕甘宁边区政府立即成立了由高岗、高自立、王世泰、周兴、毛齐华等人组成的总生产委员会，高岗亲任主任，并在各学校、机关、单位亦相继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开始了全民齐动手的大生产运动。
作为陕甘宁边区的主要领导，高岗自然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经济建设作为主要工作。从他这一年的主要活动来看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大生产运动动员大会结束后，2月6日至8日，高岗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及县长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对政府施政方针、国防建设、国防教育、肃清土匪、优待抗日军人及工作人员家属、社会救济等问题作出了实施决定。
5月1日，高岗陪同毛泽东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式。毛泽东在会议上表扬说：
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建设、文化都搞得很好。这次工业展览中，有重工业、轻工业，有大工业、小工业，在边区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作出这些成绩来，是非常有意义的。(4)
7月12日，高岗又与毛泽东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县长、区长联席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著名的“工作！学习！生产！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又要生产”的口号。
11月15日，高岗在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抗战新阶段中陕甘宁边区的任务》的总结报告。这次大会总结了抗战以来边区经济工作的经验，通过了《关于继续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号召边区人民继续努力，渡过难关，自给自足，丰衣足食。
1939年和1940年，还是大生产运动的发动和探索阶段。转入1941年，中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陕甘宁边区也迎来了最困难的时期。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不但断绝了抗战初期拨给八路军、新四军的少量军饷，而且对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企图把边区军民困死、饿死；另一方面，边区的军政人数却急剧增加，不但国统区许多人因不满国民党的统治纷纷来到边区，各解放区的干部也相继来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而且为了保卫边区，边区的驻军迅速增加，以军队为主的脱产人员，从1939年的4.9万人增加到1941年的7.3万人，边区百姓的负担更加沉重。在如此严峻的困难面前，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势将饿饭；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则人民负担不起，人民也势将饿饭”。只有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自救运动，才能解决军民的吃饭问题，并逐步达到丰衣足食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