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分区为：“西北星辰”；
延属分区为：“你给我们创造了丰衣足食的边区”；
绥德分区为：“西北人民的领袖”；
陇东分区为：“西北灯塔”；
三边分区为：“西北人民的灯塔”；
中直、军直、留直、边直为：“西北人民的领袖”。
1943年高岗与夫人李力群及儿子、女儿在延安的合影
这位“西北人民的领袖”代表中共西北中央局在献旗仪式上即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虽然高岗的讲话主要是赞美英雄们的业绩，称劳动英雄是“群众中的圣人”，号召全体军民要向他们学习，并且告诫英雄们说：“我们不要自满，毛主席说，我们的房子要天天打扫，不扫就要有灰尘，意思就是说，要经常注意和检查自己的缺点，今年当了劳动英雄，明年还要当劳动英雄。”但高岗在讲话中并没有对英雄们给自己戴上的桂冠表示谦让。
4 一场由“盐”引发的争执
1941年七八月间，在大生产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时，以高岗为首的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和以林伯渠、谢觉哉为首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之间，在边区财经政策上，出现了分歧和争论。
关于这场争执的来由和焦点，《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有着至今为止最为详尽、权威的回忆。
边区政府从1937年成立以后，主席职务一直由林伯渠同志担任。在开头的几年，林老曾作为中共代表常驻西安，但边区政府主席一职仍由他兼任着，政府日常工作先后由张国焘、董必武、高自立代理。1940年10月林老返延后，便专任边区政府工作。边区政府的另一重要领导人是谢觉哉同志，谢老于1940年10月出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后西北中央局）副书记，兼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和政府党团书记。边区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为高岗。自1938年4月以后，高岗相继担任边区党委书记、边区中央局书记、西北中央局书记。林老、谢老年高德劭，中央苏区时就担任过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工作，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毛主席对他们十分尊重。高岗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熟悉边区情况。毛主席把高岗看做本地干部的代表，非常器重，常加表扬，在决定成立边区中央局时，明确讲：“高岗的意见应成为主要的意见。”
1941年，抗战进入最艰苦的岁月，各种矛盾都突出起来。在一些经济政策问题上，如怎样看待减轻民赋问题、如何认识当时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运盐政策问题、政府预算问题、纸币发行问题等，边区政府与中央局之间出现了分歧和争论。(5)
胡乔木还指出，这场“争论的问题是所谓施仁政，减轻民赋”，焦点是“对‘官督民运’的运盐政策的不同估计”。
争论的焦点竟然是怎么运盐！
很多读者看到这里肯定会不以为然。
然而，盐，在当时确是边区政府除公粮之外的最大收入，边区对外出口的90%就是盐。
1941年5月18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了《关于运销食盐的决定》。这份决定引用高岗在西北局会议上的话说：“目前组织全边区人民驮盐运动，成为我们边区党与人民当前迫切的中心任务”，争取时机运销食盐，“关系到边区的生死存亡”。(6)
因此，如何组织好盐的产、运、销，成为发展边区经济、克服财政困难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而这项工作关键中的关键，就是运输，即如何把边区北部出产的盐，更多更快地运往边区南部，以待外销，换取急需的药品和棉布。
以高岗为首的边区中央局坚持实行“官督民运”的运盐政策。这项政策就是从乡到边区，全部成立食盐运销委员会，高岗亲任边区运销委员会主任，军队负责人为各路运销司令，县、区、乡、村四级分别成立运盐总队、大队、小队、组，由党政正职干部亲自挂帅，实行带有军事化的半强制性的运盐政策。
很显然，这种半强制性的“官督民运”政策不可避免地要进一步增加边区群众的负担，工作中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林、谢二老在工作中发现了这一政策的不足方面，并为此进行了一些研究，谢老还写出了《华定池盐运销研究》，送交毛泽东批示。他们的基本主张是：“盐的运销应由政府管理，实行自由贸易，即使有强制，也应以政治动员和群众压力为限，不应把运盐变成军事性质的。”(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