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年仅16岁的高岗在父母的包办下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婚姻。
高岗的原配夫人杨芝芳，1905年11月7日出生于陕西米脂县郭兴庄乡杨家印村一个贫农家庭。杨家印村与高家沟村相距仅十几里路，但婚前二人并未谋面。据杨芝芳在新中国成立后填写的一份表格中介绍，她的家庭经济情况如下：
革命前有土地22垧、土窑5个，这是两家的。土地分开种，有毛驴一个，常是不够吃穿。1948年5月，我大哥家饿死几口人。
生长在那样一个闭塞落后的山村，杨芝芳没能避免被缠足的命运，也不会有去学堂读书的权利。与高岗完婚后，高岗仍去龙镇小学读书，杨芝芳则在高家承担起了家务。
中国女人的命运往往是与自己男人的沉浮联系在一起的。如果高岗没有投身革命，杨芝芳也许很难走出横山县；如果高岗没有在投身革命后又成为陕甘宁根据地的代表，杨芝芳也许不会在自己事业的辉煌时期被迫离开高岗；如果……
1930年，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高岗回到了高家沟村。高岗回家后，帮助丧妻的哥哥娶了第二个老婆，然后与杨芝芳一道，抱着两个儿子，离开了家乡，从此再也没有回过高家沟村。
1999年1月5日，94岁高龄的杨芝芳老人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材料，开头的一段讲述了她参加革命后的一些情况：
我叫杨芝芳，陕北米脂人，是高岗的前妻，15岁由父母包办与高岗结婚的。1926年高岗投身革命，与刘志丹等同志一道创建陕甘宁边区。受他们的影响，我逐渐懂得一些革命道理，于1930年也参加了革命。起初，我当红军的交通员，送情报。尽管我的身体条件不好（裹脚），但是，我还是努力完成了党交给我的各项任务。1935年毛主席率领红军到达陕北，当时我负责后勤供给工作，立即将为陕北红军准备的冬季服装，全部发给了中央红军，受到中央和毛主席的夸奖。解放战争开始后，组织上让我担任陕甘宁边区保育院院长，负责培育革命干部和烈士的后代。为了这些孩子们的安全，我和全院教职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着孩子们，历尽艰险，辗转西北战场，直至西安解放。当年许多革命先烈的子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孩子，就是在那里经过培养，送往苏联学习去的。
杨芝芳是1935年7月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经徐长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从1935年4月至1938年3月，她先后担任安定县女工被服厂厂长和延安妇女商店主任。1938年4月以后，杨芝芳主要在延安从事儿童保育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儿童保育工作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2000年1月27日，笔者再次拜会了杨芝芳老人。时年95岁的杨老仍然眼不花，耳不聋，思维清晰，神态安详。为了回答我们的询问，老人将她于1982年口述的回忆材料交给了我们。材料中关于她率领延安保育院辗转西北战场的叙述，使我们仿佛回到了电影《啊！摇篮》中所描写的情景：
“1941年组织上调我到边区政府保育科当科长，1943年还当过一年边区妇联的副主任。1946年11月，因保育院院长黄杰同志要随徐向前同志一起离开延安，边区政府又调我到保育院当院长，接替黄杰同志的工作。这次回到保育院，主要工作就是带领全院人员撤离延安，实行转移。1月7日，边区政府命令保育院在三到五天内向瓦窑堡方向转移。接到这个命令后，全院工作人员就日夜为孩子烘干粮。孩子们是分四批走的，分住在七个村子里。在瓦窑堡住了两三个月，到1947年3月，保育院又开始了新的转移。这时又接到上级指示，要保育院的孩子和工作人员分做两路。随中央走的一路有七八十个孩子，由总务科长刘景田带队，到河北去。留在边区的一路有八九十个孩子，由我带领，继续向北转移。途中大孩子走路，每人带三个鸡蛋、一个缸子、一块肥皂、一条毛巾，小孩子动员老乡背。协理员带队，指导员前后跑着照护，我和秘书压后，保教科、卫生科的全体同志紧跟孩子们在一起。保育人员是很辛苦的，晚上要照顾孩子，不能很好地休息，白天还要紧跟孩子，寸步不离。我因为是小脚，长途行走很吃力，组织上照顾我，给我拨了一匹战马，但我看着孩子们走得疲乏的样子，怎能忍心骑马呢，这匹马就专门用来驮孩子、带行李。‘一切为了孩子！’这就是我们全体保教工作人员的信念。有的同志在敌机轰炸时用自己的身体去掩护孩子，有的同志为了不让孩子掉队，扔掉自己的行李背着孩子前进。就是在行军间隙，她们还抓紧教孩子们识字、唱歌、做游戏。经过长途跋涉，我们于1947年5月2日过了黄河，到山西离石县碛口镇王家沟村住下来。这时晋绥边区政府已接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的电报，他们除表示欢迎外，还供给保育院的全部生活所需。有一次，我去给晋绥边区负责同志汇报工作，途经贺龙同志驻地时我进去看望他，他当即给我们保育院六七枝枪，还有一些子弹，让我和协理员带回去，并说无论如何要保证孩子们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