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志丹同志前后共患难十年。
刘志丹是1936年4月14日在东征战役中牺牲的。二人“患难十年”的起点，就应当是这次学潮引发的相见。
刘志丹
4 就读榆林中学
高岗是在“一高”学潮后，于1925年秋入榆林中学读书的。
榆林城位于毛乌素沙漠与黄土高坡的交汇处，居陕西省的最北部。这里曾是榆林道台衙门和陕北镇守使所在地，管辖着榆林、延安两府23个县的地界，是北通内蒙古，东至山西、直隶（河北省的旧称）的交通要道，也是陕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黄土高原雄浑壮美，毛乌素沙漠浩瀚无垠。在一望无尽的浩瀚沙漠和波浪起伏的黄土丘陵之间，耸立着这样一座繁华的都市，也可谓陕北高原上的一个奇观。
榆林中学历史悠久，名人辈出。它的前身是清朝末年（1903）创办的榆阳中学堂。1905年，清廷传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鼓励地方办学。榆林府借机将榆阳中学堂办学经费分摊给榆林、神木、府谷、怀远、葭州（今佳县）五县，榆阳中学堂也因此改名为五县中学堂。辛亥革命后，原榆林府官办的五县中学堂改归陕北道立，陕北道尹公署遂将五县中学堂改为陕北殖边学校，面向陕北23县招生。1913年，陕北道改为榆林道，陕北殖边学校也随之改称榆林殖边学校。1915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实施教育整顿，“变通从前官治的教育，注重自治的教育”，强调地方民众的办学责任。榆林道尹吴敬之遂将道立陕北中学校改为陕北23县联立，录取陕北各县高小毕业生，办学经费由陕北23县共担，校名也改为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校。
1917年，毕业于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的杜斌丞来到榆林中学，开创了榆林中学发展的新时期。
榆林中学旧址
杜斌丞原名丕功，1888年出生于陕北米脂县，1907年考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1917年夏毕业后，杜斌丞接受陕西督学袁刚的聘请，来到榆林中学。他先任历史、国文教员，后为教务主任，1918年8月就任校长。
这位后来被周恩来称为“鲁迅式的共产党员”的教育救国论者主持学校工作后，提出了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努力培养学生“活泼、大胆、勇敢、坚韧、进取”的性格，立志要把榆林中学办成培养振兴中华有用人才的摇篮。他大胆地把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运用到榆林中学，增设新课程，传播新思想，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迷信，提倡革命进步，反对保守落后，在校内树立起了民主、科学、自由、学术的崭新旗帜。
杜斌丞深知要想办好学，首先要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1923年春，他聘请著名共产党人魏野畴来榆林中学任教。魏野畴来校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文化运动，短时间内就极大地活跃了学生的思想和校内的学术空气，给榆林中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魏野畴于当年秋冬之际被迫离开榆林中学后，杜斌丞又亲自去北京，在蔡元培、李大钊、林语堂等人的帮助下，聘请了李子洲和王森然两位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来榆林中学任教。1924年5月李子洲去了绥德，王森然也于年末因病返京。杜斌丞再聘高宪斌、呼延震东、曹又参等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来榆林中学任教。这些才华横溢、朝气蓬勃的共产党人和先进分子，精心培育着榆林中学的莘莘学子，使这所西北高坡上的普通中学涌现出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杰出人才。
杜斌丞
来到这样一所新思潮气息浓郁的陕北名校读书，必然对已经接触到先进思想的高岗产生重大影响。高岗也正是在榆林中学读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遗憾的是，有关高岗在榆林中学读书时情况的可靠材料很少。一些回忆材料只是说高岗在榆林中学读书期间参加了中共党组织发起的学生运动，并且因此被迫于1926年秋离开榆林中学到伊盟的乌审旗开展革命活动。
不过，高岗在榆林中学读书期间，于1926年经胡立亭、史唯然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在他后来自己写的简历中有记载的。
1998年9月，笔者满怀希望地来到了这所历史悠久的陕西省重点中学，想寻找一些有关高岗在此读书活动的足迹。然而，面对着绝大部分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建立的校舍，引导我们参观的年轻的副校长也无法描述当年学校的旧貌。翻开为庆祝建校90周年而自编的《榆林中学校史》，在“知名校友”一栏里并没有找到高岗的名字。但在校史陈列室里，我们却在“知名校友”橱窗内见到了一张高岗的照片和一纸《高岗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