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子长
1926年初，谢子长受党的委派，回到家乡，以县民团团总的身份开展秘密工作。大革命失败后，谢子长与唐澍等人领导了著名的清涧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副总指挥。清涧起义失败后，他又受省委的委派，于1928年5月与刘志丹等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兼第三大队队长。
从渭华起义起，谢子长与刘志丹经常并肩作战，共同搞兵运，高岗则追随其中。但从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后，谢子长被迫离开了部队，先到上海中央局“受训”，后被派往张家口察绥抗日同盟军工作，一直到1933年11月，才又被派回陕西，被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任命为西北军事特派员。1934年1月，谢子长辗转回到了安定县。当时正值陕北根据地困难时期，主力部队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已经被打散。谢子长回来后，立即集合失散人员，取出埋藏的枪支，于3月8日正式恢复了红一支队。
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继派谢子长回陕后，1933年12月又派郭洪涛、李铁轮前往陕北工作，并改组了陕北党、团特委。党的特委由书记崔田夫、组织部长郭洪涛、宣传部长马明方组成，团的特委由书记马文瑞、组织部长崔田民、宣传部长李铁轮组成。1934年1月，陕北特委在佳县南洼村举行了党团联席会议，决定迅速恢复红一支队，加强红二、三支队，组建红四、五支队，开辟绥、米、佳、吴游击根据地。会后，一支队在谢子长的领导下迅速恢复，四、五支队也逐步建立。
1934年7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峁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游击队下辖一、二、五三个支队，300余人。7月18日，谢子长指挥游击队一举攻克安定县城，开创了陕北红军攻占县城的先例。
7月23日，谢子长率领陕北游击队来到南梁阎家洼子，与刘志丹、高岗、杨森率领的红四十二师会合。2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与中共陕北特委、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阎家洼子举行联席会议，即著名的阎家洼子会议。
由于当时的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分属于两个上级机构领导，陕甘边特委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陕西省委直接归党中央领导。而陕北特委归中共北方局领导，中共北方局归中央驻北方代表直接领导。所以，阎家洼子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陕甘边与陕北两个根据地的战略配合问题。
会议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红四十二师三团北上陕北，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二是撤销高岗红四十二师政委职务，给予留党察看三个月处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职务由谢子长兼任。
会后，陕甘边特委调拨步枪一百支、银元数百枚，支援陕北游击队。
如何评价阎家洼子会议？至今公开出版的著述鲜有涉及。
为什么在这次会议上要撤销高岗的政委职务，并且给予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至今仍是个谜。
虽然有的回忆材料说这次会议撤销高岗的职务是因为他在正宁南邑堡战斗中违纪，但通过本书的上述材料读者已经清楚，高岗因违纪而被撤职是在半年以前的蔺家砭会议，而且在两个月以前的寨子湾会议上，高岗已经恢复了政委职务。
果真高岗被撤职是个难解之谜？
实际上又并非如此。虽然在当时的战斗环境中，无法保存会议记录，一些新中国成立后的回忆材料又受当事者的记忆力以及各种政治环境的影响，未必准确，但1942年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却为我们了解这次会议的真实情况，留下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参考材料。
参加阎家洼子会议的有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的刘志丹、杨森、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王世泰，陕北特委和陕北游击队的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以及红四十二师连以上和陕北游击队支队长以上的干部。虽然陕甘边根据地建立得较早，红军与游击队的实力也比较大，但陕北游击队的郭洪涛和谢子长是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来的，他们更了解党中央的方针和路线。因此，会议首先由谢子长宣读了中共上海中央局和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由于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已经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两封信的基本精神也就不可能不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自然对红二十六军的游击战争进行了一些无端的指责。接着，郭洪涛在发言中又批评红四十二师是“梢山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虽然刘志丹、高岗等在发言中对红四十二师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选择进行了辩解，但由于指示信与郭洪涛的发言代表了当时“左”倾中央的基本路线，所以会议还是决定撤销高岗的政委职务，由谢子长接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