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6月27日离开杭州，29日到达北戴河休养的。接到“搬兵”的指令后，陈云于7月23日提前结束了在北戴河的休养，返回北京。第二天，即24日，陈云就出席了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25日上午，陈云又去毛泽东的住所谈话。28日晚，陈云和周恩来一道与薄一波谈话。29日和30日，陈云又先后两次参加周恩来、朱德同高岗、李富春等人的谈话。(8)
在充分掌握了解了各方情况的基础之上，陈云于8月6日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做了重要发言。他说：
新税制的结果是明显的，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这个错误的原因在于当初对税收减少缺乏分析。当初之所以没有过问新税制的制定，薄一波也没有来问我，是因为去年年底，高岗尚未到中央就任计委主任，要帮助他搞出五年计划草案，以便提交中央全会，为此向中央声明过，中财委的工作交薄一波负责。但这不等于说我对新税制的错误没有责任。我的责任在于没有指出1950年调整税制的教训，去提醒薄一波。在几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国家，税制改革影响到各个阶级、各个地区、各个部门相互间的关系，也关系到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必须十分慎重。薄一波在中财委做了很多工作，尽管有许多是事务性的，但如果没有人做这些工作，中财委的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工作中个别不同意见是有的，但不能说中财委内部有两条路线的问题。(9)
陈云的发言既批评了薄一波在新税制问题上的错误，又做了自我批评，还否定了中财委内部有两条路线的提法，对于调节会议的气氛和走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薄一波后来就认为：
在高、饶问题尚未揭露，会议批评的调子降不下来的形势下，陈云同志的这些话，无疑起到了降温和替我解围的作用。(10)
毛泽东指示搬来的另一员“大将”是邓小平。邓小平于8月3日回京后，也在会议上发言说：
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10a)
本来毛泽东搬来的“兵”起到了预定的效果，会议气氛起了变化，高岗也应当有所收敛。但在8月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高岗仍然对薄一波进行指责。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周恩来的会议结论稿。会上，毛泽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薄一波表示他有错误，但有些具体事情还说不清楚。此时高岗站起来批评薄一波态度不好，毛泽东则打断高岗的话说：你的态度也不好。毛泽东批评说：
你为什么不准上书的人写信给中央？东北的工作为什么就不能检查？东北各省出了错误，你东北局还不是要进行批评、检查？(11)
毛泽东对高岗的批评事出有因。
“三反”运动期间，原鞍山市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以“东北一党员”的名义向党中央写信，反映高岗及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问题。此信于1952年1月27日，由当时任中央增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转呈给毛泽东，薄一波同时给毛泽东写了这样几句话：
这封检举信是叙述东北三个阶段的贪污浪费情况，写信的人是响应主席的号召，衷心拥护党的；而对贪污腐化则表示愤慨。(12)
接信后，毛泽东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
不久，鞍钢无缝钢管厂发生了八号高炉铜管瓦斯部分爆炸事故，死11人，伤15人。1952年8月，由中监委和中财委联合组织了一个检查组去调查事故的原因。调查组认为这是因为鞍钢没有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不仅造成了事故，还推迟了建设进度。
这两件事虽然过去了一年，但高岗认为，这都是薄一波在故意挑东北的毛病，给自己抹黑。
8月11日，周恩来作会议结论。
周恩来的结论，是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后定下来的。毛泽东修改过的或是他加写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做了比较完整的表述。提出：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左’倾或右倾错误。”“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1949年3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经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以薄一波同志为代表的若干财经工作干部对私人资本主义所犯的错误，是直接违反上述规定的。”但是，“所有这些错误，还未构成一个系统，所以还不应该说成是路线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