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13日下午召开的第十五次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薄一波按照周恩来信中的要求做了第一次检讨，会议气氛立刻变得紧张起来，薄一波也成了“桌面上斗争”的集中目标。从7月14日到7月25日，连续召开了八次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对薄一波进行批评。8月1日，薄一波又做了第二次检讨，但仍然过不了关，批评的调子居高不下，而且攻击的矛头逐渐指向了刘少奇。
高岗作为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之一，在会议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在大会上做了《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但在会议的第二阶段，高岗看到大家对中财委和薄一波的意见较大，毛主席又把薄一波放到了“桌面上斗争”，感到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经过精心准备后，高岗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做了“指桑骂槐”的长篇发言。
高岗在发言中指责薄一波在农村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认为薄一波的主张是“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接着，高岗借批评薄一波之名，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刘少奇。
高岗说，薄一波在1950年到1951年说，党在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现在农村阻碍农民积极性的主要问题是对“冒尖”思想有顾虑，要使农民不怕“冒尖”，不怕发展成富农，这样农民才有奔头。如果农民对当富农有顾虑，共产党员就可以雇工。有十万八万党员当了富农有什么可怕？将来到社会主义，他们愿意跟着走，那自然好；不愿跟着走，可以开除出去。
高岗还拿出薄一波在1951年纪念建党30周年时发表的《关于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文章，指责薄一波提出的没有拖拉机不能搞合作化的观点，并质问说：那么，农民在推翻地主之后，实行集体化以前，究竟走什么道路呢？农民把地主斗倒了，取得了土地以后，是有冒进思想的，几千年的个体经济是农民走的老路。我们能不能引导农民经过合作的道路而达到集体化呢？是不是一定要富农雇工？农民就是知道“谷物满仓，牛羊满圈，黄金万两”。他们总是想由贫农变成中农，由中农变成富农。他们不知道有新的方向，而我们则应该引导他们向这个新道路上走。
高岗还认为薄一波的错误是“在个人与党的关系上摆错了位置、对党不老实的态度、不民主的作风和行会主义的情绪”。
在会下，高岗也鼓动一些同志“放炮”，“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
高岗为何要利用这次会议“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
据高岗的秘书回忆说：
高岗在财经会上的发言稿，是我们几个人参加起草的。高岗说，我的讲话要站得高些，要从思想上、理论上批判薄一波。财经会的第二天，毛主席在报告中讲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讲了要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我们在起草高岗的讲话时，注意到了与毛主席讲话的一致性，有的话确实不是单纯批薄，而是批刘少奇右倾。这个稿子拿出来后，毛主席、周总理看后都是同意的，毛主席还在“右倾”之前添了“资产阶级”四个字。(5)
高岗在后来写的《我的反省》中也承认说：我在财经会议上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
3 毛泽东坚持既定目标
在财经会议上把薄一波放到“桌面上斗争”，是毛泽东点头同意的。但批薄的调子居高不下，会议的走向脱离了贯彻总路线的既定方针，则是毛泽东不愿看到的。毛泽东之所以要把薄一波放到“桌面上斗争”，虽然起因是新税制风波，但深层次原因，仍然是要解决党内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不同认识问题。
1953年11月4日，毛泽东在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中明确说：
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6)
因此，在贯彻总路线这个大的方向问题上，毛泽东既不允许薄一波等向右偏，也不允许高岗等向左偏。所以，当看到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处于既不好公开为薄一波解围，又难以驾驭会议局面而两难时，毛泽东便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打电话到北戴河“搬兵”，请正在那里休息的陈云、邓小平火速回来参加会议。(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