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饶漱石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饶漱石1953年2月奉调进京，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本来，就历史渊源而言，饶漱石从1929年起就数次在刘少奇手下工作，进京后又在刘少奇分管的中央组织部工作，理应与刘少奇紧密配合、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但是，饶漱石来京时期正是高岗因毛泽东的重用而红得发紫的时期，他见毛泽东经常在中央会议上说“高岗同志的意见可以考虑”，又看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某些不满，再加之与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发生了矛盾，所以，饶漱石来京后不是与刘少奇更加紧密，反倒与高岗逐步靠拢。
饶漱石
据饶漱石后来自己交待，他是在财经会议进行期间，“受到某些同志对安子文同志的错误认识（说安子文同志敌我不分、用人不当等）的影响，开始对安子文同志存在一种浓厚的宗派主义情绪，并从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情绪出发，产生了一种政治性的投机心理”。
饶漱石受到了哪些人的影响、产生了什么样的投机心理呢？
也是在这份交待材料中，饶漱石说：
在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同志在会议休息时间内，不止一次地同我谈到安子文同志“用人不当，敌我不分”。7月中旬，财经会议转入对薄一波同志展开批评后，陈正人同志发现安子文同志有几天未到会，也向我谈起安子文同志有用人不当的错误，并说：“我和计划委员会都怀疑如果组织部的工作不加改进，能否从党的组织上保证国家计划的执行。”本来，我自去年3月后，对安子文同志提出的某种名单已有错觉，听了高、陈等人这些话后，更增加了我对安子文同志的错误认识。因而，我就在7月22日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对安子文同志表示极为不满，并且不问情由和不择手段地加以严厉指责。其目的一方面是促使安子文同志到财经会议表明他对薄一波同志的态度，一方面也是借此在高、陈等同志面前表明，我与安子文同志并不一致，以求得他们对我的谅解。
为了促使安子文参加到财经会议批评薄一波的浪潮中，也是为了取得高岗对自己的好感，在7月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务会议上，饶漱石确实对副部长安子文进行了“严厉指责”。他指责安子文起草的组织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必须“震动”一下。
不过，饶漱石虽然想在组织部拿安子文开刀，但他确实低估了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
安子文虽然比饶漱石小6岁，但他却是老资格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安子文1909年9月25日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双湖峪镇一个士绅之家，父亲是前清秀才，曾任陕西省议员。1925年6月，在北京求学的安子文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活动。在艰苦危险的白区地下工作过程中，安子文曾经三次被捕，但他革命意志坚定，经受住了敌人严刑拷打的考验。特别是1931年2月被捕入狱后，他与薄一波、刘澜涛等共产党人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在长达六年的监狱生活中，他们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终于在1936年春在刘少奇领导的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积极营救下得以出狱。出狱后，安子文先后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部长、中共太岳工委书记、中共太岳地委书记，与彭真、薄一波等一道，为太岳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3年5月，组织上调安子文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留校工作，任中共中央党校二部副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安子文于1945年10月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由于中央组织部部长彭真已去东北，副部长习仲勋又在高岗去东北后主持中共西北中央局的工作，所以，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实际上由安子文主持。从此后，一直到饶漱石来京就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之前，安子文一直以副部长的名义实际上主持中央组织部的工作。
饶漱石在7月22日“震动”组织部、指责安子文后，安子文当晚就来到党中央主管组织工作的刘少奇处，详细汇报了饶漱石的言行，并且分析说，我估计饶漱石如果不是精神失常，就是把你、我和彭真、薄一波四个人划成了一个圈圈，存心要把我从组织部赶走。